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

林日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建　福州350007)

摘 要: 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海两路贸易的相继发展，大黄发展成为“控驭外夷之具”而付诸实践。在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关闭恰克图贸易期间清朝实行大黄制俄。在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从而引起了系列连锁反应，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大黄由对付陆路之夷扩展为对付陆海两路之夷，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付诸于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关键词：清代；大黄；制夷；毛皮；关税；例案

中图分类号: D829.3；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2006)01－0120－014

大黄是中医史上的一种重要药材，在清代前期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清代前期大黄作为天生的“控驭外夷之具”运用于对外政策实践。乾隆朝大黄制俄的种种措施，对大黄制夷观念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到鸦片战争时期成为风行全国的“茶黄制夷”观念。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1]。

大黄在清代医学与贸易上的重要地位

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与大黄在清代对外贸易与中外医学上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是两者协同作用的结果。明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清代前期，大黄贸易在陆海两路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清朝视大黄为药饵，两者结合，促成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

大黄在清代前期中俄陆路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黄从陆路出口国外，历史悠久。据研究，汉代罗马帝国获得的大黄，就很可能是通过陆路从中国进口到的［1］。此后，大黄陆路贸易也没有中断，在持续发展着。到了清代初期，大黄成为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大宗获利商品。

早在1657或1658年，最迟在1706年4月，沙皇政府就实行大黄国家专卖制度，严禁私人采购大黄，违者处以死刑［2］。雍正年间，中俄恰克图互市后，大黄就是恰克图中俄贸易的大宗商品。清廷与准噶尔肃州贸易时，大黄是准噶尔部大量求购之商品。清朝为限制白银流入准噶部，所购货物除一部分用白银外，大多以货易货。清廷用来交换的货，相当多是大黄。准部、哈萨克商人等将所购大黄又转售给俄罗斯［3］。

大黄贸易给俄罗斯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中国大黄价格在恰克图每普特20卢布，运至西欧则平均以208卢布出卖。为此，大黄贸易给俄国国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735-1740年沙俄政府从垄断大黄贸易所得利润达３８万多卢布［4］。

大黄海路贸易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发展，大黄在海外贸易中也逐渐为出口大宗之一。由于大黄容易受潮变质，中国大黄的海外贸易发展较迟。不过，在宋代，大黄已通过海路到达东南亚的三佛齐［5］。在明代，初到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就在那里见过了中国大黄。尽管所见的大黄已经腐烂了，但仍不减葡萄牙来华购买大黄的决心［6］。在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东南亚的西班牙人，也想来华从事大黄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设关以后，伴随着大黄保管技术的进步，大黄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起初，法国、荷兰、丹麦与瑞典等新兴的海上强国是来中国购买大黄的主要欧洲国家。以1750年广州的欧洲贸易为例。法国船四艘载大黄155担（1.55万斤），丹麦两艘123担（1.23万斤），荷兰、瑞典两国也载有不少大黄；来华贸易的英国船虽有7艘，却不见有运载大黄的记载［7］。但此后，英国的大黄贸易也日渐活跃，英国商人在大黄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782年第一家在华英商洋行柯克斯·理德行（Cox & Reid）在广州设立，立即突破中国政府、行商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大力开展大黄贸易［8］。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所购大黄就超过法国、荷兰等其他西方国家。此后，英国一直保持着大黄贸易的领先优势，并保持到鸦片战争前[2],乃至于鸦片战争结束之后。

由于各国竞相进口，从1792年起，大黄成为了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自华进口货物的大宗。1792年，英国公司船、瑞典船所载大黄总值仅次于茶叶、丝、南京布（土布）；在法国船和丹麦船中，大黄总值列在第五位［7］。

大黄制夷论在清代前期能够发展强化，并不仅仅由于大黄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黄在清代对外贸易史的地位，远不如茶叶、丝绸。大黄能引起清人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医学上的重要地位。正是大黄在医学上的重要地位，才使得大黄贸易的发展引起清人的广泛关注。对大黄贸易的关注与对大黄在医学上的地位相结合，促成了清代形成了大黄为夷人的必需品的观念，成为大黄制夷的理性依据。

大黄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常用的中药药材，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古代第一部医书《神农本草经》就对大黄的功用作了记载：“大黄，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臧。”［９］唐代医圣孙思邈的《千金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对大黄药用价值作了详细记载。这些都是清人所熟悉的医学文献。从乾隆朝起，清朝官员还奉敕整理了不少的医学文献。乾隆七年（1742年），大学士鄂尔泰奉敕修纂的《医宗金鉴》撰成。该书共九十卷，对以往之医方进行了总结，在这些医方中不少就以大黄为重要药剂。纪昀奉敕所修的《四库全书》，专门设有医家类，对大黄的药用价值进行了诸多介绍。乾隆四十三年，纪昀等人也知道：中医“以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推人参地黄为良相，大黄附子为良将”[3]。

乾隆下令对医学文献进行整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中原医学的接纳与吸收。与元代蒙古统治者一样，清代满洲统治者对中原医学的接受，也是有一个过程的[4]。在保存下来的清宫医案中，顺治、康熙两朝比较少，雍正朝开始就有所增加。乾隆以后各朝就相当之多了。从这些医案中，顺治、康熙与雍正三朝，几乎没有发现清宫使用大黄的记载。而到乾隆朝就相当之多，乾隆本人所服药方，亦有以大黄为药饵的。乾隆朝以后大黄在宫廷中越来越广泛的使用[5]。清朝统治者，对大黄由陌生变为熟悉，由熟悉进而使用。大黄在清宫广泛使用后，乾隆五十三—五十七年，乾隆专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黄制夷实践，从而推动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

大黄具有极为广泛的用途。明清时期的中国人看来，大黄具有去火、解毒、通大便及治瘟疫等四种重要功能。中国人崇高“天人合一”、“药食同源”，强调事物的统一与共通，大黄的上述功能在医理上是相通的[6]。探讨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明清文献对大黄的功效作了较多记载。在明朝的制夷观念中，就注意了大黄的催泻功能。如，明嘉靖年间甘肃巡抚陈九畴提出大黄制夷，其依据就是大黄能通人马大便。进入清朝以后，社会对大黄的催泻功能给予了更多的注意。清代笔记中关于大黄的记载，不少即是从与大黄的催泻功能有关。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记载这样一例：朱阁学熬大黄浓汁为药，结果泄泻而死。清代思想家汤鹏，挑战“大黄猛药，不可轻尝”的传统观念，故意吃下大量大黄，结果当夜暴毙。清朝将大黄视为重要的泻剂，由此推论食肉嗜奶的边疆少数民族及境外诸夷亦需要大黄助消化。因此，在清人看来，大黄制夷就有其合理的依据。

在清代社会中，大黄还广泛用于去瘟疫瘴气。乾隆五十五年海路严禁大黄时期，清朝对台湾、舟山、琼州实行特殊政策。乾隆考虑到：“即如台湾一郡”，“该处向多瘴疫，民间疗治常用大黄。是此种药物，更不可缺。”特准每年输入大黄五百斤至台湾，“得资疗疾”。乾隆五十八年京师发生瘟疫时，就广泛采用明代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的医方［1１］，其中就以大黄作为治瘟疫的重要药材［1２］。而化外之地水土自然更为恶劣，也更需要大黄。如， 温都斯坦“地极溽暑，瘴疠为害”，该处回民极需大黄，“舌舔而鼻嗅之”[7][13]。

在医学中，大黄的药用价值，得到了中国人的广泛认同。大黄在境外使用亦甚广。如中亚伊斯兰世界以及欧美地区。在世界诸种大黄中，又以中国大黄为上药。清朝也认识到外夷需要大黄。如乾隆四十二年，椿园已认识到，在温都斯坦回城，大黄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清朝也意识到俄罗斯对大黄有大量需求。尽管清朝对大黄在境外使用及贸易情况不甚了解，但从总体上看，清朝意识到了大黄在境内外都具有广泛的用途。这是清朝对大黄药用价值的认识的主导方面。

顺带指出，已有的研究从大黄的催泻功能出发，将大黄视为非常危险的药剂。并由此进一步推论说，清代之所以以大黄制裁西洋诸国，其主要原因是大黄在中外作用的差异：在中国极为危险的药材，却在国外具有广泛的用途。诚然，从体液说的角度入手，对大黄在境外的广泛用途进行充分说明，自是相当精彩。但是有关论者并没有正确认识大黄在国内的用途，从而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大黄是一种峻烈泻剂，如果“煮大黄浓汁为汤”或直接服用大黄，危险性相当之大，汤鹏、朱阁学（“阁学”是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的另一种称法）等清代高官名人就因此死于非命。大黄与另一种峻烈泻剂的芒硝一起使用，那也是相当危险的。李鸿章就说，“大黄芒硝，一剂立毙”。不过，大黄芒硝一起使用，那是为了抢救病人不得已采取的“以毒攻毒”之策。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将大黄与其他药材制成合剂，大黄非但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是治疗各种各样疾病的极好药材[8]。因此，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不是由于大黄在中外作用的差异，恰恰相反，正是大黄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用途。也就是说，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文化共通的结果。

总之，乾隆朝中后期，大黄贸易已发展为大宗贸易，大黄的药用价值也得到了清廷内外的认可。正是这两者之结合，才使得大黄制夷可以在乾隆朝发展强化。乾隆朝之后，随着大黄贸易进一步发展，以及清代社会对大黄的药用价值的广泛认同，大黄制夷观念也进一步强化与传播。

多重误读与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

清代大黄制“夷”论的发展强化与清代社会的多重误读紧密相关。错误观念与远见卓识、宏大气魄错综复杂地绞在一起，共同推动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

一、对乾隆朝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

这种误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乾隆朝有关当事人对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二是嘉庆、道光等时期对乾隆朝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误读，大黄制夷观念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强化。

乾隆朝大黄制夷观念的演进中，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的上谕及乾隆五十七年英美等国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是紧密相关的，协同推进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前者导致了乾隆时期对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陆路大黄制夷观念的强化；后者又导致了嘉庆、道光时期对乾隆朝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大黄制夷观念的内涵发生演变，由针对陆路诸夷扩展到对付海路诸夷。

乾隆从五十五年福康安等人的奏折中，推断大黄制夷不成，与俄罗斯毛皮贸易相关。俄罗斯将毛皮运至广州，置换出大黄、茶叶，因而导致大黄偷漏到俄罗斯。这样，乾隆将大黄贸易与广州毛皮贸易挂起钩来，将毛皮贸易与清朝多年大黄制俄未果结合起来。所以，严行查禁广州毛皮贸易，以达到大黄制俄的目的。乾隆做出这样的推理，又是基于对诸多事实的综合考量。单独对这些因素进行考察，应该说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乾隆对其进行综合之后，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发现粤海关关税剧增，导致乾隆将大黄贸易与毛皮联系起来、将毛皮贸易与清朝多年大黄制俄未果结合起来。“福康安等奏报征收关税期满一折。核计五十六年（实指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这一关税年度）征收数目，比照四十一二年均多收银五十三万两九千一百余两，因思粤海关收纳洋货税课，每年征收盈绌不在洋船之多寡，惟视货物之粗细。到关细货较多，则征收自裕。但若钟表羽呢等件，究非民间常用之物，销售未能迅速，即商船贩运稍多所致，亦不应比较盈余多至五十三万九千余两。”［14］以上乾隆对广州关税盈余原因的判断，完全合乎实际情况，而且应该说体现了相当的敏锐性及深刻的洞察力。确实，西洋各国来广州贸易，一直缺乏在华有广泛市场的商品。钟表之类的“奇巧之物”，是比较有市场的外国商品之一，但其市场也是有限的。羽呢之类商品，虽进口日多，但此时还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拓中国市场尝试的体现，基本上还是赔本买卖。因此，通过对外商运到中国销售的这两种传统的主要商品的分析，乾隆自然就认为粤海关关税的剧增，绝非由此两类商品引起。“但若钟表羽呢等件，究非民间常用之物，销售未能迅速，即商船贩运稍多所致，亦不应比较盈余多至五十三万九千余两。”乾隆考虑到：“粤海关收纳洋货税课，每年征收盈绌不在洋船之多寡，惟视货物之粗细。到关细货较多，则征收自裕。”［１４］因此，毛皮这种价值甚大的“细货”就闯入到乾隆的头脑中，并在其中寻找到了它的合理位置。而后，乾隆又进一步将其与俄罗斯偷漏大黄联系起来考虑。

然而，在这看似合理的推理之中，乾隆在逻辑起点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对毛皮贸易所做出的种种推论，是基于对乾隆五十六年关税与四十一二年比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逻辑起点上的错误，乾隆的远见卓识、宏大魄力推动了大黄制夷观念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得到发展强化。

乾隆从广州关税剧增导出粤海关税收增加在于毛皮贸易，而且是俄罗斯将毛皮运至广州，从而使得多年来大黄制俄没有效果。清朝严厉查禁大黄，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才全面展开的。恰克图停市也是乾隆五十一年之事。因此，对粤海关关税的合理比较应是乾隆五十六年与五十一年以后各年、特别是五十三、五十四年的关税作比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断大黄查禁对俄罗斯毛皮贸易的影响以及广州关税剧增的原因。

据有关史料，乾隆四十一二年及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各年的粤海关关税分别如下：乾隆四十一二年，588408两；乾隆五十一二年，981686两；乾隆五十二三年，1036999两；乾隆五十三四年，1101362两；乾隆五十四五年，1127563两。五十六年粤海关关税（实指乾隆五十四五年关税）与以上各年比较，增加幅度分别如下：92%，15%，9%，2%[9]。因此，可以看出，正是乾隆将五十六年关税与四十一二年比较，才突显了粤海关关税增加的幅度，使乾隆明确地得出了粤海关关税剧增的结论。而如果与乾隆五十一年比较，特别是更为合理地与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比较，则增加幅度并不大。这样，乾隆是否将毛皮贸易与大黄贸易挂起钩来，推导出多年大黄制俄未果的原因是俄罗斯将毛皮运至广州从而将大黄偷漏出去，将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挂起钩来，大黄制俄观念能否强化，本身也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日后扩及海路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了。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将乾隆五十六年关税与乾隆四十一二年比较，而不与乾隆五十一以后各年的海关关税作比较？这实际上与清代关税制度，尤其是粤海关关税制度有关。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设关后，各关关税额征，包括粤海关都没有固定下来，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议准，“粤海关税课以乾隆四十一、二两年作为比较”。正是基于此，乾隆将五十六年的粤海关关税与乾隆四十一二年比较。这样，就不难明白，乾隆为什么将乾隆五十六粤海关关税与乾隆四十一二年进行比较，而不根据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严禁对俄大黄贸易的情况得出的，甚至也不是根据乾隆五十一—五十五年关闭中俄恰克图互市期间的情况做出的。正是将乾隆五十六年关税与四十一二年比较，令乾隆大为吃惊，关税居然剧增如此之多。因此，乾隆下令查禁毛皮贸易，从而“全行禁绝”大黄。

乾隆之所以将广州毛皮贸易与大黄制俄联系起来，还由于将乾隆五十六年关税与乾隆四十一二年进行比较这一逻辑起点与其对世界地理的正确认识有机结合起来。乾隆从广州关税剧增中得出关税增加是俄国将毛皮偷运至广州并将大黄、茶叶等“刻不可离”之物运出，又由于“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而且此时北边正在严禁大黄贸易。在此基础上，乾隆做了合乎逻辑的推理：“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察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１４］表现了难得的世界眼光与掌控大局的宏大气魄。这与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开战后仍不知英国在何方的道光，是有天壤之别的[10]。

乾隆听说近俄罗斯将毛皮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又在查禁陆路毛皮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查禁广州毛皮贸易。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俄罗斯用皮张换得大黄，从而达到“全行禁绝”大黄流入俄罗斯的目的。查禁毛皮，对俄罗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陆海两路对毛皮的查禁，使俄罗斯对华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恰克图互市关闭前，俄罗斯主要通过北方的恰克图同中国进行贸易，其主要对华出口商品即为毛皮，大约占其出口总值的80%。乾隆五十一年清廷关闭恰克图互市。在此前两年，即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180万卢布的俄货中，毛皮一项就占117万卢布。皮货的销路，早已成为俄国对华贸易的生命线［１５］。恰克图贸易对俄国意义重大。据俄国学者统计，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在俄国同亚洲国家的贸易总额的68%，俄国政府从恰克图贸易中收入的关税则占俄国关税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八［１６］。对华贸易恰克图暂停互市后，俄国一方面企图通过突破封锁，将皮货等私销到中国。清朝在乾隆五十一年起就关闭恰克图互市，对中俄贸易进行了严厉的查禁。为此，俄国即通过海路，由外国商人将其在美洲获得的毛皮运往广州，从而达到转销的目的。因此，清朝关闭恰克图贸易，在北方陆路、在中国沿海一体查禁大黄，仍不见效果；俄罗斯始终不肯屈服。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毛皮消费市场之一，俄国主要就是通过对华出口毛皮而获利。乾隆五十五年对陆海两路毛皮贸易的查禁，动摇了俄国对华贸易的基础；同时，英美两国从广州输入到中国的毛皮又在急剧增加，给俄国以很大压力[11]。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俄罗斯做出妥协，清朝准许了俄罗斯重开恰克图互市的请求。恰克图互市重开后，俄罗斯毛皮在对华贸易中的总量与比重又恢复到了乾隆五十一年恰克图互市关闭前的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朝以为，俄罗斯从广州海路偷漏大黄出口而一直没有屈服，所以查禁毛皮，以达到全行禁绝大黄、茶叶出口的目的。实际上，俄罗斯却是因为清朝对毛皮的查禁，而被迫屈服。

乾隆朝当事人的误读对大黄制夷观念的推动还是在已有的大黄制夷观念体系内进行的。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突破。即大黄制夷还是针对陆路诸夷，当事人的误读，只是强化了大黄为陆路之夷所必需的传统观念。然而，后来者对乾隆朝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却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变化。即大黄不仅为陆路诸夷所必需，而且为海路来华贸易的英美等国所必需，大黄制夷由针对陆路诸夷扩及海路诸夷。这主要体现在后来者对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吁请开禁大黄贸易的真实目的的误读。而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及清朝地方当局的转奏，又是与乾隆五十五年的上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后来人对乾隆朝大黄制夷效果的误读，是因为时过境迁之后，后来者并没有体会到当事人的一些隐情。先将乾隆五十七年（1792）欧美商人开禁大黄的请求转录于此：

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咨称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奏称英吉利咪利坚等国夷商口段口利口臣等称说：恭闻天朝现准俄罗斯开关通市，货物内大黄一项实系各国治病要药，恳请照从前，仍准各夷商买运，免其限以五百斤定数。其出产海龙等项皮张亦恳准携带进口起贮省城售卖，并请嗣后内港出海船只一律免禁，所有应征税银仍饬照例输纳。奉朱批：如所请行。［１７］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到，在外商的吁请中，有“货物内大黄一项实系各国治病要药”一句。道光十年（1830）年左右，广东学者萧令裕就此出发，并进一步发挥，认为英美等国需要大黄，可以大黄制夷（英）。而且有理由相信，嘉庆十四年百龄将大黄制夷从针对陆路转向海路与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的上述吁请关系甚大。

乾隆之后各朝认为大黄可以对付海路诸夷，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乾隆五十七年英美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得出的。然而，后来者却没有对英美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的真实原因进行考察。乾隆五十五年上谕造成的对广州毛皮贸易的查禁，才是英美等国商人吁请开放大黄贸易的主要因素。对毛皮的查禁，影响了多方面的利益，引起了多方的联动反应。

粤海关对毛皮的查禁，直接影响了英美等国商人的利益。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1791年1月），清朝查禁毛皮。这对广州毛皮贸易的主角英美等国商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贸易，一直缺少合适的商品与充足的白银来交易中国的丝茶，对英美商人来说，新发现的可以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毛皮，对中英、中美贸易的正常开展至关重要。

从美国商人的角度看，除转运毛皮外，它在北美西北海岸收购到的毛皮也在迅速增加。毛皮在此前及1792年开禁后的好些年，都是广州口岸的进口大宗，是美商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中国当局对广州的毛皮贸易进行查禁，很快就对美商的利益形成影响[12]。与此同时，美商在北美的毛皮收购也取得了进展，与俄罗斯也存在竞争关系。恰克图贸易开市后，俄罗斯重新获得从北方出口毛皮的便利。毛皮开禁，才有利于美商同俄罗斯竞争，共同主宰中国这一巨大的毛皮消费市场。毛皮对于美商的当前利益与长远的利益，都相当重要。查禁毛皮，也影响了英商的利益。乾隆末年查禁大黄时期，毛皮已成长为是英商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毛皮是英商关注的重点。英俄两国在对华毛皮上互相竞争。俄罗斯通过别国旗帜的船只将毛皮出口到中国，其价格低于英国皮货价格。两广地方当局对毛皮的查禁，对英国毛皮贸易自然不利，而且，中国已同意重开恰克图贸易，俄罗斯的皮货可以很方便地从北方陆路进入中国。若海路毛皮贸易仍受阻，英国无疑将其在中国的毛皮市场让给了俄国［１８］。  

广州毛皮贸易的查禁是由于查禁大黄而起的，而查禁大黄又是为了制裁俄罗斯。既然俄罗斯已屈服，对俄大黄贸易已经开禁，英美等国商人就要借此机会要求开禁海路大黄贸易，从而达到开放毛皮贸易的目的。尽管英美两国商人的利益诉求不甚相同，但毛皮开禁符合英美商人的共同利益。这样，英美等国商人合作上演了乾隆五十七年吁请大黄开禁的一幕，按照中国方面的说辞称：“货物内大黄一项实系各国治病要药”。

因此，毛皮贸易是英美商人吁请开禁大黄的最主要目的，开禁大黄贸易只是开禁毛皮贸易的借口。而“大黄为各国治病之要药”又是借口中的借。

既然英美商人开禁大黄贸易只是借口，那么广东当局难道没有觉察吗？为何还进一步声称大黄对于英美诸夷的意义，很快就向乾隆上奏英美等国商人的请求呢？

其实，受查禁毛皮贸易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英、美等国商人，广东地方当局亦深受其累。广东当局并非不知外商呈请的主要目的是开放毛皮贸易，而不是为了大黄。但广东地方当局亦有难言之隐，需借外商之口，达到开放毛皮贸易的目的。因此，开禁毛皮贸易这一问题上，广东地方当局与英美等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查禁毛皮从而“全行禁绝”大黄贸易的上谕有关。于此，出现了三重借口叠加的情况。外商以“大黄为各国治病要药”为借口要求清朝开放大黄贸易，这是第一种借口；借开放大黄之名义，呈请开放毛皮贸易，是为第二种借口；广东当局借口外商呈请以达到开禁毛皮从而为自己解决两难问题开路的目的，这是第三种借口。这三种借口，一环套一环。

那么广东地方当局的难言之隐，又是什么呢？

乾隆五十五年的上谕中，乾隆要求广东地方当局查禁毛皮，但不能因查禁毛皮而使海关所征税银减少。这一时期毛皮已成为广州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毛皮贸易是乾隆四十一年以来粤海关税收大幅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毛皮不让进口，但税银又不能减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13]。要达到这两个必须同时达到然而实际上不可能同时达到的目标，无疑是对广东地方当局一场严峻的考验[14]。实际上，找到令有关各方特别是乾隆可以接受的借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税银减少，对广东地方当局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集中体现在关税赔补问题上。如果没有完成关税额征，有关责任人不得不负责赔补。虽然乾隆四十七年（1782）议准，“粤海关税课以乾隆四十一二两年作为比较”（该海关年度的税收额为五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但实际上，此后粤海关的税收既要与乾隆四十一二年（1776-1777）比较，又要与上三届比较，并且变成与上三届中的最高年度相比较［19］。正是由于此，广东地方当局面临着赔补关税银两的威胁。而查禁毛皮后关税大幅减少，使赔补问题明朗化了。

其实，广东当局面临的这一困境，是矛盾着的制度与潜规则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按乾隆四十七年的制度规定，乾隆将五十六年的粤海关关税与四十一二年比较，结果发现粤海关关税剧增，从而不恰当地将这种剧增与俄罗斯联系起来。认为是俄罗斯将毛皮偷运至广州并运出大黄，是导致多年大黄制俄未果的原因。由此，乾隆下令广东地方当局严禁毛皮贸易。如果乾隆按照实际运作的关税额征来考察，即对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五十五的关税收入来考虑，则粤海关关税增加不大明显，乾隆是否会下令广东地方当局查禁毛皮贸易还成问题[15]这种矛盾着的制度与潜规则使得查禁毛皮贸易这一项政治任务落到广东地方当局身上。这本也不是大问题。这一政治任务，有总督、巡抚承担，另有粤海关监督分担。然而致命的是，乾隆还同时下达另一项经济任务，那就是关税不能减少。

落实到赔补问题上，制度与潜规则的矛盾对广东当局的影响进一步明显化。虽然乾隆四十七年规定：“粤海关税课以乾隆四十一二两年作为比较。”但在实行中又常与前三年中的最高年份相比较。因此如清廷只要求他们与四十一二年作比较，就不需赔补；但如果户部议准的是按最近三年的最多年份比较，那么赔补的数额就非常大。这种制度与规则的分歧与矛盾，直到嘉庆四年才得到解决[16]

在关税赔补问题上，还体现了地方当局（赔补当事人）、户部及皇帝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遇有赔补情事，地方当局要想办法免于赔补或减少赔补。如确属事出有因，此因又是皇帝所认可的，可减免赔补。地方官有时为了避免作过多赔补，主动上奏承担赔补责任。而乾隆下部议时，户部以维护朝廷税收为由，总是希望地方多赔补，从而免于自己受责于乾隆。而乾隆在维持帝国税收的大前提下，综合有关因素，对赔补作必要之减免，以体现恩威并济，权自我操[17]。在考虑到广东当局的情况时，还要考虑到乾隆在五十五年十一月的同一条上谕中，已明确要求不能因查禁毛皮而使关税减少。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广东当局已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

收稿日期： 2004-06-10

作者简介: 林日杖(1977—  )，男，福建尤溪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明清史与中国近代外商史。

[1] 不少学者关注到了清代的“茶黄制夷”现象。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原因的探析，相关成果主要有：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及文化内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第43-100页；拙文《试述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第5期，第97-106页。笔者以为，对大黄制夷观念的演变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是正确认识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演变原因的重要前提。

[2]参看：Charles Gützlaff, Sketches of China, Vol2, Appendixes No. V-No. XI, London Smith, 1838;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6, P54-5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1837), P280-286, P60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8页。

[3]参看［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纂官纪昀等所作之提要。

[4]元代蒙古族对中原医学的接受，可以从《御药院方》一书中体现出来。在该书有不少药方中，大黄都是一种重要的药剂，并不具有什么危险性。由于是给对宫廷显贵治病，所以所开药方均比较稳妥。清代太医院的药方亦如此。清末京城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讥讽它们徒具形式，没有实用价值。参看：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7]在清人的心目中，境外之地多为瘴疫盛行之区。如，越南、缅甸、浩罕等国，萧令裕心目中从海上来广东贸易的“红毛花旗诸酋”，椿园从来新疆的温都斯坦海兰达尔(按：海兰达尔，即宗教乞丐，以行乞掩盖身份的神秘智者)那里所听说的距中国十分遥远的“黑鬼白鬼”之国。即使在国内，也有不少地区多瘟疫瘴气。如，乾隆四十二年椿园将闽广一些地方视为“水土恶劣之乡”；乾隆五十五年乾隆视台湾、琼州及舟山“向多瘴疫”；甚至到了道光十年，“云贵两广”不少地区仍被皇帝作为流放新疆犯人的“烟瘴之地”（《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64，道光十年正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543页）。因此，在清人看来，大黄在国内国外都有其用武之地。

[8]如，在《中国佛教医方集要》一书（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看到佛教界早就将大黄用于治疗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具有茶黄制夷观念的清代广西巡抚梁章钜在其笔记中曾谈到一种他认为最好的“揩牙方”，大黄亦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之一（参看：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八，“揩牙方”，中华书局，1981年版）。查看清代大黄主产地川陕两地的方志，也可以发现，大黄众所认可的常用药材。时至今日，大黄仍是一种重要的药剂，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1]关于这一时期俄罗斯通过别国旗帜转运到广州的毛皮的数量以及俄罗斯陆海两路毛皮贸易的比重，目前缺乏足够的资料。国内学者认为，乾隆朝查禁大黄期间，俄罗斯通过别国旗帜船只运到广州的毛皮应不多。苏联学者则强调指出俄罗斯从海路通过别国旗帜运到广州的毛皮，比老对手英国还便宜；并且认为，乾隆五十七使华、五十八年抵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垄断对华毛皮贸易。既然乾隆听说了俄罗斯毛皮运到广州，并且苏联学者又有如上认识，笔者以为，运至广州的俄罗斯毛皮应不少。但苏联学者并没有指明资料的出处（是否将其理解为常识？）。苏联学者认为，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垄断对华毛皮贸易，而笔者查阅的中英双方的多种材料，几乎都没有提及毛皮。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毛皮贸易并没有列入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议程，但俄罗斯极为重视毛皮贸易，误会了由英国前驻俄大使马嗄尔尼率领的这一使团访华的目的。乾隆朝以后俄罗斯在与英国的毛皮贸易战中落败，进一步强化了俄方固有的错误认识。参看周湘：《夷务与商务——以广州口岸毛皮禁运事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0，（2）；［苏］谢·宾·奥孔著，俞启骧等译：《俄美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7页。

[16]这也就是说，如果查禁毛皮发生在嘉庆四年，广东地方当局也就不存在着既要查禁毛皮，又不能因查禁毛皮而使自己面临着巨额赔补的两难境地。因此，对于五口通商前的后来者而言，也难以体察到乾隆朝广东当事人这一微妙的处境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对乾隆朝大黄制夷效果误读的可能。按：五口通商时期，朝廷拟对东南四省关税定额重新确定，东南四省有关当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出现了放任走私以减少关税收入的不正常情况（参见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7]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壬午上谕就说：王懿德奏，“情愿将比较乾隆四十六年分不敷银一万三千余两，自认赔补”。因该关关税连年递减，若按照制度与乾隆四十二年比较，“共短收银五万四千四百余两”。则王懿德刚一上任就面临巨额赔补。后来，乾隆考虑实际情况，减少了其赔补数。《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3，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下，中华书局1986版，第572页；参看《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4，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