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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古今中国之衔接———疆域观察的一个视角 一 林荣贵和吕一燃先生分别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对中国古今疆域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一个以全面、系统阐述为特征的阶段。如果从清朝中叶边疆(尤其以西北为要)舆地学之兴算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间经历了嬗变，边疆舆地学以边地遭受外来势力侵扰而使国人(尤其知识分子)激发满腔热忱才有专项研究之兴茂，[1]那么现今对边疆各项问题的关注，无疑是今日学界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所进行的常规性研究。这里包括如下几层涵义:一是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从过去(以“文革”为主)封闭的环境下解脱出来，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其视野逐步开阔，研究也走向了正轨，边疆问题自应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二是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与发展，学术研究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三是随着中国迈向大国之进程，必然伴随着民族(民众)心态的适度调整，而民族国家之强盛，则是国人追寻大国目标的不二选项，与现今西方诸超国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情形似乎在东亚较具普遍性。[2] 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边疆史地研究，以上述二书为标志，开启了当下学人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讨论。与过去不同的是，二书持论的范围既不是清朝中叶学者的具体考证，也不同于上个世纪前期如顾颉刚、史念海、童书业等先生对整体疆域所做的篇幅狭小的概括，[3]而是在学界长年具体个案性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宏大叙事，其规模与细节均超出前贤。这是笔者对上述二书的基本看法。然而此处笔者要着重议论的是中国古今疆域(特别是概念)的对应与衔接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具体的实际，又是我们得以观察而衍生的理论。考虑到本文的篇幅，笔者主要着眼于观察的视角，即属于理论性的某种探索，不当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二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待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古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今日的疆域是在明确的界线之内所形成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地理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建立的国家，通过政府的形式统辖和管理这个疆域。其疆域外层界线即所谓边界，既受所在国的法律保护，又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是国际法维护的对象。这种界线分明、权责有属的疆域主权，是近代西方脱胎于古典王朝而衍生的民族国家的产物，又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而影响、波及到了全世界，是当今国家形态的主流形式。 从这个角度再看古代的国家，我们姑且称之为王朝国家，其疆域的基本特点，以中国为例，大体上由核心区的内层与边缘区的外层两个部分所构建。[4]其中内层是王朝依托的核心，通常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地区为主，其重要性就表现在王朝能否在此建构和形成;农耕地区的四周，是以游牧、半农半牧或渔猎、游耕为生计的地区，这些地区处在中原农耕之外，属于边缘区，于王朝而言，是其强盛的外在条件，就其重要性讲，是次于核心区的。内、外二重性，是王朝国家疆域的基本特征。[5] 三 这个二重性特征之形成，是由传统王朝国家发展的理路决定的。早期中国王朝国家的产生，就地理范围讲，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这里最先走向了国家，以此再向周边扩展，在王朝所及的地区内建立统治，周边各地则以其距都城远近，分别被置于王朝安排的五服范畴。[6]从中原向四周，自夏、商、周到秦朝，政权所管辖的地区，由传统的中原扩展到整个农耕地区，建构成强盛的一统性王朝。汉以后的历代再由此延伸，兼纳游牧、半农半牧和其他渔猎地区，至清则统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而纵横广阔的地域，即是王朝的统辖范围。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四周伸张，是古典王朝国家疆土发展的基本特征。[7] 伴随这种态势的国家统辖的形式，则是在不同地区施以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政权所能直接控制的范围内，采取的办法就是设置直接的管理机构，譬如古典时期的“九州”、秦朝以后的郡县或州县，乃至元朝以后实行的行省，均是这种情况的直接体现;九州郡县之外，则施以间接性的羁縻控制，多保留边地原有的机构，自行处置，所谓因地制宜、方式多变，是王朝对外层地区管理的基本方略。[8] 内外二重地域的特征还体现在:内层的稳定性要大于外层。虽然中原核心区随着历代王朝的发展变化自身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变迁，但其基本的旨向则是相对稳定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层地区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讲，外层地区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确立之前，始终处在变化无常的状态中。这也是中国传统王朝疆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四 疆域的内外二重性及其变动性，说到底，不是疆域本身的问题，因为疆域是死的，决定疆域变化和走向的是活动在疆域范围内的人群，即民族共同体。我们谈论任何有关疆域的问题，民族群体的构建是绕不过去的。 在笔者看来，王朝时期的民族群体，也呈现着内外二重的特点。内层是以农耕为生计的汉人(为主的)群体，外层则是从事游牧、半农半牧和渔猎、游耕的民族群体。内外分层，在早期有所谓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划分，后来则形成汉人世居中原、非汉人环绕周边的格局。这种局势直到清朝仍然延续。 此种局面之形成，也是早期国家的特点决定的。诚如学者们研究的那样，中国最早进入王朝国家的群体，主要是后来被称为汉人的华夏群体，在华夏迈向国家的时候，其周围同时也分布着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族群或民族集团，他们尚未走向王朝，但也受到中原政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则跟随而进，渐次进入国家的阶段。[9]到秦始皇统一农耕地区各族之时，北部草原也形成了匈奴一统化的游牧帝国。此后的中国王朝历史，从族群关系角度着眼，大体上就处在农耕民族及其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文化为主的中原与周边的互动，这种关系持续数千年之久。[10] 五 中国疆域特别是边界的形成与发展，根本是由活动在其内的各民族群体决定的。由于早期中国王朝国家发展的差异，中原最早迈向了政权的行列，形成四周拱卫中原的内外二重性格局。这种局面经过秦始皇统一而确立了成熟的王朝国家，其基本路向仍旧如此，只不过内外二重的民族群体多有变化，最终的结果是华夏/汉民族群体如同滚雪球一般壮大，不断吸纳周边各族及其文化，形成新的统一体;此后，周边地区又开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群体，雪球再次滚动，直到清朝中叶，华夏/汉民族与四夷各族之间的融合方始趋于定型，从而完成了古代王朝国家的建构。 与此相伴，王朝国家的内外二重疆域，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那就是中原核心区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也在向四周不断扩大，当它兼容周边之后，则向更遥远的地域拓进，形成更大的内外二重结构。这种内外的互动，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朝国家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这个基本特征的，如上所述，是各民族群体彼此的互动。说到底，疆域的格局不是由疆域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活动在疆域之内的民族群体决定的。内外二重的特征告诉我们，古人对二者关系的把握，因时代和条件不同而多有歧异，大致上更多地关注内层，尤其在诸多政权并立之时，对内层疆域的控制，是它们走向新一统的前提。相较于内层的稳固，外层则较不确定，变数亦多，模糊性似乎更明显，这种情况在汉人或以汉民族统治的朝代尤其如此;只有当非汉民族建立起一统性政权(如元、清)，内外层的格局才最终被打破，外层的重要地位才得以上升，清朝康雍乾完成全国各地的统合之后，[11]这种传统的、典型的内外二重特性才逐渐减弱，到中国朝向民族国家转轨以后，内外二重特性最终消解了。 六 在近代民族国家之构建所彰显的主权分明且有保护的新型疆域形势下，中国传统王朝国家内外二重特性的疆土观念，在列强的武力冲击下开始遭受空前的挑战。近代中国疆域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二重性的内外制如何转化成为民族国家支配下的领土与主权统一下的二者互动。这个转轨的过程从西方(政治、军事)势力东来的清朝中叶开始，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大体上算是完成了。但中国局势的复杂、各种因素的交织、传统力量的雄厚乃至文化的丰富多异，在转轨的过程中，充满了变数，经历诸多磨难，最终形成的民族国家，也保留了浓厚的传统特质，所以今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造，不是西方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全盘的接收，也不是传统王朝的直接过渡或再生，而是结合了传统的特质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合理要素，在此基础上而成。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搭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仍在持续着，其内在的动力仍很旺盛，特别是在西方淡化民族国家的场景下，[12]中国非但没有弱化，相反走向更强盛的状态。基于此，国人对疆土的重视，现今较之过去不是淡化了，而是显得更强烈了;国家主权这一套原本西方盛行的观念，在今日之国人的心目中仍旧神圣如常。这也是上述二书撰写背后的逻辑选项。 [1] 大陆学界将近代西北边疆舆地学之盛，主要归结于遭受外国殖民势力侵入而激起知识阶层对边疆的重视，近年郭丽萍在她的博士论文里认为：乾嘉时期学者们研究的背景并不是边疆危机的现实关怀，而是大一统鼎盛局面带给学者的新视野，歌颂这种局面才是西北舆地著作兴盛的真正原因;边疆危机引发学者关注边地则是道光以后的事情。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版。关于近代以来边疆、民族研究的几次高潮，可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270页。 [2] 参见[加]卜正民、施恩德著，陈城等译：《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导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3]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收入《童书业历史地理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版。按：前者于20世纪30年代末叶出版，后者则于1946年出版。 [4] 许倬云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里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成核心区、中间区与边陲区三个层次，“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须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另有一中间区”。见同作者：《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李大龙以汉唐为核心也将王朝统辖的地区划分成三个层次，见同作者：《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笔者在几篇文章里对此都有涉及，但没有专门性的研究。参见《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姚念慈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陈楠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7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传统与近代的对接———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境遇》，耿?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参见《尚书正义》卷6《禹贡》，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通典》卷171《州郡一·序目上》记云：“周初，尚有千八百国。而分天下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卫畿，又外曰蛮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镇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今人对此的论述可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7] 参见唐晓峰：《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05年版;唐晓峰：《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葛兆光：《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均载唐晓峰主编：《九州》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8] 参见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 蔡凤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以蒙古、元朝为核心论述了农牧文化的互动关系。参见蔡凤林：《中国农 牧文化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11] 关于王朝疆域的大体定型，参见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2] 参见于沛：《经济全球化和现代西方边疆理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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