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吕梁学院学报》2014 年第4期,第62—66页。 作者简介:李静宜( 1987 - ) ,女,山西离石人,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吕梁学院 历史文化系,山西 离石 033000 摘要: 民族主义思潮和革命排满思想的传播,使清末满人面临巨大压力。满人精英群体认为,满人也是满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受制于军制,无经济自由,生活穷困; 主张八旗应予撤销,但要照顾满人实际困难,他们期望通过满汉改革统合国家认同。这一主张因化除“满汉畛域”没能认真实行,改革失败,没有挽救国运。 关键词:满人; 满汉畛域; 民族主义 “满汉畛域”问题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但长期隐而不显。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兴起,革命党人攻击满汉分立政策,以期推翻满清政权,“满汉畛域”问题日益凸显。学界以往对“满汉畛域”问题的研究,多以汉人革命派或汉人立宪派为视角,即使研究重心为满汉关系,也多以汉人为论述中心。①满人仍是清末政局的主导者,研究满人如何看待“满汉畛域”,对深入认识清末历史将有裨益。 一“满汉畛域”问题由来与清末满人的处境 “满人”即满洲八旗人。八旗制度是清王朝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中满洲八旗又是八旗制度的支柱。所以,清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满洲八旗利益的保护,清帝俨然是满人总的利益代言人。有清一代,“首崇满洲”政策是维护满人利益的国策。满汉分离治理、满汉不交产、严禁满汉通婚、满汉刑罚迥异、满汉分缺是“首崇满洲”的具体形式。满人不事生产,全由朝廷供养,客观造成“满汉畛域”。 入关后,满蒙汉八旗在各驻防区和京畿附近圈占几十万公顷土地[1]226,满洲八旗占有多数。为不使满汉混居,1644 年,清廷以杂居易生事端为由,将土地进行调整,“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2]。同时规定,满人可购买汉人土地,反之则违法,即满汉不交产。而后,清政府又推行满汉分城,北京及各驻防区“满城”成为独立社区。满人不与外界交往,造成满汉族群分立,影响深远。赋役上,入关不久,清廷即宣布永八旗只承担兵役,不征人丁赋税。同时,旗兵在制度上享有丰厚的俸饷。法律上,汉人与满人产生纠纷,地方政府无权审判,须由所在旗与地方共同审理,即满汉分治。再者,满人可以用不超过九十日的刑枷号代替笞、杖、徙、死等刑罚,至于“军、徙、流,免发遣”[3]4196。 仕晋方面,汉人只能通过试举和捐纳进入官场。满人则途径多样,且基本不用读书。清朝专门设有满人科举,但以翻译为主,比之汉人科举极为简单。笔帖士是普通满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笔帖士数量庞大,平常中央各部衙的笔帖士人数即有 1 550人 之多,满人占绝对多数[4]71。任何教育背景的满 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近些年对清末“满汉畛域”问题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中,迟云飞的《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主要着眼于清政府化除“满汉畛域”的作为和结果; 李学智的《清末政治改革中的满汉民族因素》(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主要强调清末名为化除“满汉畛域”,实则是强化畛域; 李细珠的《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 《民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 对清末“满汉畛域”问题对清末政局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人均可参加笔帖士考试,试题仅翻译题一道。考试通过即可按旗分缺选用。笔帖士品级不高,升迁却快,“实则学习部务,以备司员之选,分胥吏之权”,“不数年题郎官,掌印鑰矣,又不数年,外任监司,太守矣”[5]26。清人戏称“翰林院曰笔特赫衙门”,“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6]22。此外,侍卫亦是满人晋升的捷径。上三旗为皇帝自领,多显贵子弟,仕途多由侍卫进。对官员选拔,清廷极具倾向性,雍正曾对满人说,“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亦有善人,朕必先用宗室; 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 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7]。因满人仕晋容易,造成满人多不喜欢读书,满人官员的文化素质普遍较汉官差,“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8]。此外,在官职的升迁上,满人也远较汉人易。同级官僚满员比汉员更有实权,俸禄亦高。如,从 1649 年始清廷行满汉尚书复职制,满人尚书操实权,“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人官僚”[9]249,直至清朝灭亡。 清政府为保证满人统治集团的特权不因时势的发展受到侵蚀,对满人的活动也多有限制。第一,建立归旗制度。统治者八旗视驻防各地为临时性质。康熙中期明定: 驻防旗兵遇有老病、解退、亡故,必须携家回京,川资由政府负责。同时,严禁旗丁在驻防地购置田产,死后也不能在驻防地安葬。这一政策对普通满人的生活和国家财政负担均带来负面影响。第二,满城对于满人来说,既保护了他们的生存,也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剥夺了满人和外界自由交流的渠道。第三,清廷严禁驻防旗人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经营工商业,这使满人彻底沦为社会的寄生阶层。第四,禁止满汉通婚,整个清朝对禁止满汉通婚并无明文规定,但在清朝中后期很长时间都存在,至清末始有松动。最后,严格限制满人自由。入关后,清廷规定八旗人丁不能擅离居住区,违令者以逃旗罪论处,人口财产入官。之后,规则逐渐细化,驻防地满人不能私自离城二十里。在京满人不能私自离城四十里,违例者交司法部门治罪。 “首崇满洲”保证了满人的统治利益,也造成满汉不平等,即所谓“满汉畛域”。同时,长期推行这一政策,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负担,也使满人落后于时代。 至乾隆末期,多数满人的生活已较艰难。究其原因,首先是满人数量的急剧增长。1644 年时旗丁约有五万五千余人,至 1895 年“满洲全军实多至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一人”[10],编制并没有呈相同比例增长,造成旗丁收入下降。其次,1840 年后,通货膨胀日渐严重,靠国家固定拨款生存的满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长期蛀虫式的腐朽生活,造成普通满人“不赊东西,白做旗人。”[11]7再者,至清后期满人群体腐朽严重,满人聚集区的官僚克扣粮饷现象非常严重,造成普通满人生活极端困苦。普通人如此,闲散满员同样如此,“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更有甚者,“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豊履厚不无其人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12]。 八旗以备战为职。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八旗军不堪一击。随后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清廷不得不弃用八旗而依靠汉人湘军、淮军。特别是进入 20世纪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革命排满思想冲击着“首崇满洲”政策,化除“满汉畛域”在清末渐成舆论讨论的焦点。 二、清末朝野满人对“满汉畛域”的认识 维新变法中,曾有改革满汉政策的举措,但因满人保守派势力发动政变而未施行。庚子后,社会上开始密集讨论满汉问题。汉人革命派以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学说为理论武器,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鞭挞“首崇满洲”政策。汉人革命派认为: 满人并不是中国人,满洲入关中国已亡; 满人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处处享有特权,汉人是优良族群,以四万万之众却被区区五百万满人统治,是满人的奴隶。公开号召汉人武力排满。汉人中的开明分子和立宪派同样对“首崇满洲”的满汉分治政策表达不满。如张之洞曾表示,“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13]191。杨度虽对当时满人的处境表示理解,但同样认为,裁撤八旗是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14]。时论把满人置于中心,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又给满人带来现实的威胁,特别是吴樾 1905 年在京炸袭考察宪政满员大臣。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朝臣僚还是在野的知识分子,满人纷纷提出对“满汉畛域”的认识。 首先,满人认为“首崇满洲”政策在中国古有先例,无可厚非。满员贵秀认为,清廷厚待八旗和历代王朝分封子弟亲近并无两样,“分疆划界,原非偏重满人,只以佐命之裔,从龙之胄,不得不尊古圣训亲亲仁民爱物之次第,从满人推行”[15]921。志锐认为应正视“满汉畛域”的存在,但也不能忽视隐情: 清初曾满汉同视,但鳌拜、洪承畴等人主持朝政时,造成重满轻汉[16]955,错在权臣擅立“首崇满洲”。洪是汉人,志锐以此表示满汉问题的产生汉人亦有责任,试图消弭汉人对满汉问题的抵触。他认为“满汉畛域”实际仅近年方始出现,“粤匪、捻匪相继荡平,汉人之力居多,自后宗旨不同,畛域即见”,“天下总督不过八缺,满人已居其五,举天下要路,皆为满人据之”。他强调汉人“议论虽不能遽出诸口,而成见则不能禁其不存于心”[17]934 -935。端方则否认有“满汉畛域”,清廷“列祖列宗,大公至仁,爱民如子,立闲无方,无间满、蒙、汉人,惟其才见任”,“满汉两族,久无畛域可言”。他亦认为,“满人从龙入关之余荫,感戴独深,即汉人亦明帅土之大经,忠爱罔替”,满人尊崇,天经地义。可见其否认“满汉畛域”并非虚套。同时,端方仍不免认为,“朝廷虽于满汉并无其实,尚有一二旧制,似乎权力义务并不均平”[18]926。满人官僚对“满汉畛域”认识不一,但并不影响他们主张化除“满汉畛域”。 其次,满人认为,时至清末,满人也是首崇满洲政策的受害者。清廷规定满洲旗人当兵为业,客观上剥夺了满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在清末化除“满汉畛域”讨论的大背景下,满人多指出旗人既是“首崇满洲”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满人知识分子荣惠认为世界已是自由经济时代。经济自由首先必须是个人的自由,而满人在此时代仍受困于八旗制度。他发出感慨,“旗人三百年来辗转于军制之下,终身充兵,向不许经商。有私自营业者罪之,谓之带饷为商干犯军律,旗人无营业自由固不待言而自明矣,且八旗制度无论京旗驻防俱不得离营过四十里,犯者罪之,则居乡而营农固亦有干禁律”。他总结认为“旗人经济能力之薄弱全由国家酿而成之”[19]。端方把八旗制度置于服兵役的角度考虑,认为满汉同为大清子民,满人生来即有终生服兵役的义务,汉人却并无此义务,实际上是满人在代汉人服役。对于满人来说,“除仰实钱粮外,别无生生之策,其懦者无聊坐困,其强者悍然为非,游惰徒滋,人材亦因而缺乏,”实际上于“权利义务不甚均平”[18]927,他为此鸣不平。乌泽声总结为,满人较汉人存在“军事上不平等”、“经济上不平等”[20]。 再者,满人认为排满革命居心不良,要离乱中国。汉人革命派揭橥民族主义学说,宣传满人是异族,是中国之外的民族; 抨击满人歧视汉人,丧权辱国; 呼吁武装排满。从汉人革命派的理论基点和鼓动性叙述上看,“首崇满洲”下的“满汉畛域”是革命宣传家集中攻击的目标。如陈天华认为“中国现在的皇帝不是本国人做乃是满洲的人。这满洲人是中国一个大大的仇敌,强要我们任他做皇帝”[21]186; 邹容表示,“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使贼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使贼满人而聪明也,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三百年中,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22]13。 对革命排满思潮,满人政学两界均予以驳斥。革命派多持小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中国应成为汉人主导的民族国家。满人知识分子则持疆域民族主义,即清统治范围内国民就是一个大的国族,都是“中国人”,认为即使用血缘认同的小民族主义衡量,满汉也是一族。如穆都哩认为,依当时西方流传甚广的都兰民族东迁来说的,华夏土地上本来没有人,在部族迁徙时代,西亚古老的都兰民族迁移到中国,分居各地形成了后来的满汉蒙回藏等族群。各族群有共同的祖先,自然同属一个民族[23]。满人知识分子斥责革命派“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更不知无持民族主义之理由,不过借此新名词为煽惑之装饰语而已”[24]。满人知识分子的疆域民族主义将“领土”、“主权”、“人民”等民族国家的要素涵括在内,具有大民族主义的特性。所以,满人知识分子反对分裂,主张中央集权,并要求民主改革。满人官僚则直斥革命排满惑乱人心,挑起国民“内讧”。贵秀呼吁,在内忧外患之际,全体国民应“力破拘墟之见,结成团体以息内讧”[15]920。满汉既为一体,持排满排汉者抛弃国家统一和未来于不顾,实“吾国之蠹也”[25]。 三、满人化除“满汉畛域”的主张 清末满人已形成“首崇满洲”对朝廷和普通满人“上与下两无所利”[18]927的共识。在朝野讨论如何化除“满汉畛域”的大背景下,满人也提出了自身主张。 第一,八旗应予撤销。清政府改革八旗制度在维新运动时期即已提出,但因满洲权贵阻挠而废止。清末新政后,因时局所迫,满人竞言废除八旗制度。贵秀指出,处于列国商战时代,各国民个体均应自谋生计。他主张把各地满洲驻防划归地方督抚管辖,按汉军条例管理。这样满人可以像汉军一样退伍,且可满汉杂居,互相融合,使满人成为“不为国家分利之人,反为国家生利之人”[15]921。端方也主张旗人划归地方,除户籍另立造册外,民政诸项均归地方管理,“将来地方议会权利义务,均得与汉人一体”[18]928。铁良同样主张撤旗,并可采用分流管理的办法,使旗丁可以“或练兵或挑警或入学堂”,能各安其业[26]。 满人知识分子的撤旗主张更为彻底。他们认为改革八旗制度是解决满汉问题的关键,“八旗之制度不改则满汉之问题不消”[27]。满人士绅认为若撤旗应把各种旗制尽行撤掉。清廷内务府是由上三旗子弟组成,因靠近皇帝,多出重臣大僚,因缺乏淘汰机制,清末时内务府已腐败不堪。满人士绅要求撤旗改革之时应把内务府旗人全部改成民籍,“不必限在内务府永为官吏也。”[28] 第二,满人认为,撤旗循序进行,应按照时间表完成撤旗。朝野满人较多源于各地驻防,既熟悉各地驻防详情,也是旗人的利益代言人。提出的方案可行性高,并充分照顾满人的利益。端方认为撤旗应分年进行,对裁撤旗丁编以旗籍,并给十年钱粮以作缓冲。对为数众多的京旗,裁撤后移民东北,既可方便分得土地,也能开发龙兴之地。有些满人官僚注意到在撤旗过程中应注意对旗人困难群体予以照顾,如铁良主张对“疲癃残兵者”应保留旗藉,待遇不变,等这些人去世之后,问题自可解决[29]。俾寿主张撤旗时对满人中的老弱孤寡应予照顾,对丧失劳动能力者应“每月钱粮赏还一两五钱俾资赡养”[30]。有劳动能力的,可使其进入专门学校学得一门技艺以自谋生路。德麟认为应让被撤旗者进入学校或工艺学校,以利于长远安置[31]。 满人士绅认为对撤旗后的满人管理应谨慎对待。他们认为满汉分居已经 200 多年,风俗习惯不一,应把撤旗后的满人另编县制,同时与预备立宪下的地方自治同步进行,使满人县成为普通县制[28]。而满人知识分子因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多强调撤旗后满人成为和汉、蒙、回、藏一致的国民。 第三,撤旗不是满人化除“满汉畛域”的最终目的。满人试图通过满人政治地位的普通化,以共建国民,实现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完成新的国家认同建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流行,传统的“天下”观念崩溃,王朝国家难以得到认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认可。革命派多持小民族主义思想,满人知识阶层则多持大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五族共和国家。当时的国家认同有多种形态,满人官僚多持国民国家认同。1907 年,清廷首次下诏承认存在“满汉畛域”,要求百官和民间献言献策,“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31]。喜麟认为撤旗可以使满人能够“定籍贯以一国民,平权以联感情”[28],以满人是否成为普通“国民”衡量化除“满汉畛域”的成效。清末,“国民”表达复杂多样,共和国民、民族国家国民、立宪国家国民都是其形式,满人官僚强调君主国家国民,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以君主立宪国民强化对清政权的认同。清末预备立宪之所以“预备”的理由之一即“国民资格”不够。 满人士绅认为满汉虽然异族,但有共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并不妨碍民族国家的构建。满人知识分子认为专制已不合时宜,共和虽好,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才是中国当下最好的选择。日俄战争后,学习日本成为一大潮流,满人知识分子认为日本胜俄国败,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战胜了专制皇权,中国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之路,同样能成为世界强国。针对清廷拖延立宪,满人知识分子指出,完成由帝制到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是救国图强的惟一道路。政治革命完成了,国民人人平等,“满汉畛域”自然泯灭,所以“中国今日之不可行种族革命,但能行政治革命”。[32] 清末满人对“满汉畛域”较清醒的理解,除源于对内忧外患的认识和革命排满思潮影响外,也与晚清新知识的传播有关。甲午后,清政府开始重视满人群体新知识的学习,在满人集聚区大量开设新式学堂,并派遣聪慧子弟留学。至 20 世纪初,贵胄出国留学最多的年份已超过百人。讨论新知识成为满人官绅新风尚,如对于当时流行的“国民”话语,“客岁每当疆臣入对某邸,必嘱以‘上报皇恩’四字以为常,年来竟改为宜有以对‘国民’一语。每值疆臣部臣至军机处拜谒时,某邸必据此语以相劝勉。”[33]满人提出的化除“满汉畛域”的措施可行性较高。但是,当时统治者并没有下定决心进行改革,特别是载沣摄政之后,集权于满人勋贵,以至皇族内阁出现达到顶峰。满汉改革失败,清朝也走向了灭亡。 参考文献: [1][清]昭 槤. 啸亭杂录( 第八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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