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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海内外诸多学者的汉学研究中，有关江南地区的探讨十分广泛而深入，成果之多与水平之高完全超出了学术界对于其他地区的研究。自唐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长期处于上升的趋势。直到今天，江南仍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而重要的地区，行政区划上也兼容了当今最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它包括整个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这个面积不大的区域里，无论是市场、商品经济或社会生活诸方面，在历史上都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学术界曾就此展开过细致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近世中国十分重要的时期——明清两代的探讨，成果又占据了多数。而且，在史学界热及一时的“五朵金花”的大讨论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背景往往就是江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表明，江南的市场与商品经济作为传统中国经济史发展的最高形态表现，受到了世人较多的瞩目。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江南于全国的特殊地位直接体现是人才与重赋，这也是为人熟知的一个事实。也许正因为上述多方面的原因，大批不同领域的学者都集中于共同的话题，进行了有效的研究。江南区域的历史研究一时成为显学。 从傅衣凌等著名学者探讨江南问题开始至今，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几乎已将江南地区各种问题及其各个层面讨论殆尽。任何一位有志于研究江南地区史的学者，无论是在讨论的问题意识方面，还是文献史料的开掘上，都会毫无疑问地面临这样的难题。 著名的研究成果中，如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严耀中《江南佛教史》、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蒋兆武《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等等，都是直接关于江南地区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声誉。而在海外研究中，较具代表的有日本学者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①支配構造——明清赋役制度史①研究》及新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間七社会形成①歷史学》、滨岛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①研究》、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①研究》、岸本美绪《清代中国①物價七經濟變動》、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以及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Southeast China》、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等，也为国内学者所广泛称引。 如何在这么多的研究成果中，找到研究的突破口，独树一帜，开辟一条新的研究思路，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最大困难。冯贤亮博士在展开江南方面的研究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研究的难点所在，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反映出目前进行江南方面研究的难度。作者预设的每一个研究专题，不仅列举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的研究动态和成果，还就这些成果的贡献与不足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和探讨，也不失为每一学术领域的学术史。我们进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解、认识以及自己对此的研究思路与创新。例如，作者在研究江南地区的“争田”问题时，特别指出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并说明他与前人研究的不同所在；在地区水利史方面，他尊重了国内学者的劳动，也未忽视海外同行的成果。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应该引起一些学者注意和学习的地方。在目前学界发表的许多学术成果中，往往就缺乏这一点：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看不到前人的成果，看不到海外同行的辛勤劳动，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前人的研究成果，哪些是作者自己的东西。 《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订细密的学术专著。“绪论”专述作者所要讨论的“江南”及其概念等问题，以及全书研究的宏旨。第一章分析了“江南的生态环境及其发展”，第二章对“江南行政区划的变迁”作了一个较为细致的整理，第三章集中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方的基层系统”，第四章以嘉兴府嘉兴、秀水、嘉善三县的争田事件为中心讨论了“明代江南地区的疆界错壤问题及其影响”，第五章则讨论“明末江南地区的大灾荒与社会应变”，第六章以太湖上游的湖州府濩港管理为例探讨“明清江南的水利防护与社会调控”，第七章以16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为切人点分析江南的“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第八章以政区边界的嘉善县为中心论述“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与社会”，第九章专论“传统社会末期江南地区的行业生活与互济行为”，第十章讨论最为复杂的“明清江南地区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府控制”，最后为第十一章“区域社会的环境变动及其控制模式”，并作为全书的总结。 由于江南地区研究的整体水平已经很高，虽给作者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也给作者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作者的讨论，部分地避免了传统研究中专注一个主题的习惯，而将研究的主题散人各个细致生动的个案分析，如基层系统与地方控制、城市重建、弭盗与社会秩序、正统寺庙重建和民间信仰、灾害应变与乡村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以往研究中涉及不深或尚处空白的内容。作者巧妙地将这些实证性研究融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意识中，集中讨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问题。 作者明确地指出他所迻用的“社会控制”理论来自社会心理学中两大部分知识“社会优势”与“个人优势”中的一个小概念。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1866—1951最早提出的。不过，在作者的诠释体系中，这样的概念连用必然要有所变更。作者认为，由于论述对象基本上不属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除关于佛教信仰问题略涉此方面内容外，因此将社会控制问题的讨论界定为人类社会对于自然与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反应、重新调整和控制，在该书的论述中则具体体现为行政管理、地方防护、水利调控、灾害应变机制、意识形态控制等内容，性质上从政府的角度透人社会底层，析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与民间三大层面，并解明其互动关系。通观全书，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违用是成功的。当然，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理论总会过时，而实证研究具有永恒的魅力。作者从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考证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辨和清理，并辅以田野调查等手段，为我们展示了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社会变化的生动事实。许多略显琐细的案例分析，恰恰体现了作者实证研究的功底。 书中精采内容颇多，不乏独到的见解。从总体上看，作者的研究将社会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种情境，并以非常态的讨论为主，对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控制予以充分的论述，兼及国家、地方、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从而以较深刻的认识来概括明清江南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极富有见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研究确实超越了前贤，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江南”的概念从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故在展开研究前，作者首先对“江南”的概念及历史变迁作了一个详细的清理，介绍了王家范、李伯重、周振鹤的观点。作者在借鉴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认真分析了长期从事江南研究的日本学者们的定义，认为中日学者对于“江南”核心概念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都承认环太湖周边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地区是真正的江南。这也与明清时代人心目中的江南概念相仿。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进一步将今天地理学界、自然科学界对太湖水系流域的界定与江南的核心概念结合起来。 尽管学界已有关于环境变化的众多研究，但从社会反应的层面看，研究仍较为薄弱；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相对多一些。《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个重大的推进，即把环境变化与社会的反应、对策和调整结合起来进行共同考察。作者选择的一些关键性研究案例，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作者将江南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整体性的研究和探索，较前人单纯从江南水利、土地或士绅等关系的研究有较大的进步。 其次，对江南环境与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本书中有较新的发明。举例而言，有关明清地方基层组织的研究，以往对县以下的乡、都、图、保、区、扇、圩等组织形态及其各府州县情况不一的史实，均不甚了了。本书花了较大力气予以解明，并特别强调了圩在基层体系中的作用于明清两代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而且从明代开始，圩的分割，也就是圩的规模有着一个逐渐缩小的趋势。因此，伴随圩不断缩小的变化，基层系统中将圩纳入该体系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是可行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特别强调，有关“圩”制的一些分析应该与传统的“聚落”或“村落共同体”的概念有所区分。在一般性的研究中，有圩出现的基层系统都被视作田制体系。但是，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中，政府法规与传统习惯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发育都很充分的江南地区，政府控制的样式出现了很多分化。许多情况下，田制体系会与行政传统的基层体系发生融合，很难讲田制体系只属于农田水利方面的基本组织而不在行政规范方面发生任何作用。因此该书对基层系统的研究，多有创意。 第三，江南社会在明清时期矛盾已十分突出，尤其是在水旱蝗疫、沿海潮灾、盗匪祸乱、倭寇扰乱、王朝更迭、战争影响等等非常态的环境下，江南社会是如何采取对策的，是认识明清江南社会始终成为全国最富裕、最稳定区域的内在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盗匪问题纳入讨论范围，这是以往研究中对于地方变乱极少关注的细致问题。作者通过丰富的史料，细心描绘了江南区域内部从盗窃菜米油盐的小贼到太湖大盗团伙对于乡村社会的冲击。对来自外部的变乱影响，则主要集中于“嘉靖大倭寇”的分析，不但对明代历朝倭寇发生的年际变化，从《明实录》中勾稽资料，作了数量变动分析，还对其搔扰东南沿海的历史地理背景作了重新解释；尤为可贵的是对嘉靖倭乱与江南地区城防建设关系的说明，以及城防与民众负担的解释，都是以往研究中所未能言明的重要问题。这是作者研究的独到之处。 关于常态环境下社会控制的探讨，除了上述基层系统的研究外，还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关于江南地区意识形态和政府控制的研究。在这里，作者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前人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有所开拓。如，关于正统寺庙的问题，前人研究中未予以集中的分析和说明，特别是对禅、讲、教三类寺庙的分析，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对于政府加强民间信仰的控制、营造正统信仰的企图，作者深刻地指出这不过是为了与民间宗教力量争夺下层民众的控制。 第四，全书最后，对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和若干社会控制的手段或方式作了宏观的归纳，认为如果纯粹从社会的角度作出一个界定，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控制程序，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而在十分复杂的民间力量中最关键的是士绅阶层，他们是江南地方社会发展的砥柱。因此，如何处理地方政府与民间在调控工作中发生的种种关系，必将给整个社会于环境变动情况下的控制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故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江南的持续繁荣揭示了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区域的内在协调与有效控制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有益启示。可以说，作者通过对于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多层面多角度的全面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明清时期最为繁荣稳定的江南地区，政府、地方、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常常能够较好地协调以应付常态和变态下的环境，实施区域社会的较好控制，并促使区域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这就是该书所要提出的一个区域社会协调、控制、发展的理论模式。这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自然地发现，该书所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虽然每个讨论的主题甚为深入，但因涉及面太广，不能不将一些探讨的内容作为该书主题的一种服务，根本不可能逐一展开。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土客冲突问题，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的影响问题等等，在该书中都未得到详细的阐明。这可能是作者不想陷入另一种研究范畴的缘故吧。 总之，正如一些学者所评介的，冯著为江南研究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的变迁与社会控制的变化，进行了相当全面细致的论述。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构建起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研究模式，并将这个模式作为唐宋以降江南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索解，具体的论证正好分配于全书各章不同层面的讨论之中，较好地实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概括的结合。在众多的有关江南研究成果中，这部书令人耳目一新。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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