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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认知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自从实证主义“求真”的史学观念遭到质疑以来，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深深困扰。因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他们在进行历史认知活动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在现实的历史认知活动中，许多人事实上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一种立场，或者认可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坚持历史认知能够接近于客观真理。尽管如此，这种简单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上述问题的解决，时至今日，它依然是许多人争论不休的核心话题之一。 要想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委实困难。不过，作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回答还是可能的。为此，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到如下这些因素：历史认知的对象、历史认知的媒介、历史认知的主体，以及历史认知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历史认知活动，是指受过一定专业训练人员的史学研究活动，随着人类的认知活动逐步趋于专门化、学科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历史认知活动成了全体人类的历史认知活动的代表。 首先来看看历史认知的对象。一般认为，历史学的认知对象，就是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本身(有的人不用“历史”这一称呼，而称之为“过去”或“过去的事实”)，它包括人类以往所发生的一切活动。这种历史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和不可重复性，但它本身确确实实存在，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及是否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历史本身首先表现为纷繁复杂的现象，至于这些现象后面是否还存在着规律，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对此的看法可以一分为二：一种认为历史现象背后存在着规律，并且，这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就是历史认知活动的目标和最后归宿，从黑格尔、马克思到20世纪末的中国的众多史学工作者，都持这种看法；另一种则认为，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背后并没有什么暗地里统摄作用的规律，历史相对主义的众多观点，即奠基于这种看法之上。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但总的来看，论者各方都基本认可历史本身的客观性。 由历史本身的客观性，能否导出历史认知的客观性?这就需要考察其余的三个因素，即历史认知活动的媒介、主体和方法。这三个因素中是否含有客观性，就决定了历史认知活动的客观性及其程度。 历史认知的媒介即各种史料。最初，史学家们相信，史料就是客观历史的真实展示，哪怕只是破碎的展示。换言之，史料被视为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因而具有完全的客观性。于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就有可能接近历史的客观存在。后来，随着实证史学进一步发展，历史学家们对于史料的认识更趋细致。史料被进一步区分为第一手(原始)史料、第二手史料、第三手史料等等。原始史料最受重视，因为它被视为客观地反映了历史(或历史的一部分)的真实内容；二手、三手史料则因经过重重转述、引用而可能被增删修改，因而客观性、真实性大减。于是，人们相信，尽可能多地占有和使用原始史料，假以严格的考证，就能使历史认知活动达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 不幸的是，随后而来的对于史料的批评和进一步认识，却消解了人们对史料客观性的笃信不疑。众多批评者纷纷指出，史料只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其中展示的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历史本身，而是被人的主观意愿和心志所过滤与着色过的历史。就拿档案来说吧，实证史学习惯把它视为最客观的史料，认为它较少掺杂个人的主观意志，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历史本身，因而利用原始档案进行历史研究，被公认为是通向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的重要途径。然而，即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档案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完全可信。探究一下档案的形成和保存史，按照米歇尔·福柯那已经成为时髦话语的说法，即对档案作一番小小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档案在被研究者利用之前，首先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事件(活动)发生——当事人(或有关人)立即或事后记录——记录稿经过不同的人或机构修改——定稿——再修改——分类、封存——档案部门整理——对公众开放。这么多的环节，其中每一个环节都由人在操作，因而，在上述每一个环节中，不管有意无意，不管以何种形式，人的主观意愿和心志都渗入了档案当中。这样，看似客观的档案还能够忠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么?出土文物——古史专家最信赖的史料，同样值得怀疑，纵使它被埋于地下以后未再负载着人的主观意志，它在被埋入地下之前就已经承载着人的主观意志了。总之，实证史学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史料并不具备纯粹的客观性，因而，基于对史料客观性的肯定而导出的历史学的客观性，只是一种值得怀疑的神话。 并且，质疑史料的客观性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由于自身的零碎性，史料即使完全可信，也不可能展示历史的真实全貌。客观的历史本身一逝而过，往往只给后人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凭着这种残缺不全的史料，历史学家根本无法复原历史的全景，能够做到的，也只是展示历史的一部分内容。既然史料只能展示历史的部分而非全体，那么，对于整体的历史而言，史料是否还具有“不偏不倚”的客观性?显然，这又只是一个神话。 不过，在对史料客观性神话的激烈批评面前，实证史学也不是毫无反抗余地。实证史学能用以辩解的是如下理由：你们可以极力攻击史料的客观性，但你们能完全否定史料的客观性么?这一以退为进，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批评。确实，史料的客观性只是一个神话，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神话。普通的神话尚有其合理内核，史料客观性的神话更不是纯粹出于虚妄。形象地说，史料固然不具有百分之百的客观性，可它毕竟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比如说百分之八九十、六七十，甚至是百分之五十以下。这种部分而非完全的客观性，就构成了历史认知活动处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的基础，尽管这一基础并不算结实。当然，基础尚不结实、坚固，历史认知的客观性又怎能谈得上完全可靠?但这毕竟提供了一种达于客观认知历史的可能性，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认知的主体和方法，即历史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在其兴起之初，实证主义史学大胆标榜其认知主体和认知方法的客观性，宣称历史学家应该、并且能够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理性主义的客观、中立态度，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严谨的分析，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也即达于客观的历史认知。实际上，认知主体及其认知方法的客观性，恰恰是最“欲说还休”的问题。因而，实证史学的这一标榜，自然不断遭到质疑和非议。最具威力的质疑，来自于自然科学中绝对真理的终结。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自然科学家纷纷质疑自己工作中的纯粹客观性和绝对科学性。研究“物事”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其翻版的研究“人事”的实证史学，难道还能比前者显示出更强的客观性吗?在一片质疑声中，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也加强了对自身的反思，结果发现，认知主体原来具有那么复杂的心理、生理、社会、文化和历史构造，这种构造又因不同的人及其所处时代而异，所谓科学的认知方法也存在着那么多的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以致实证史学所标榜的认知主体及其方法的客观性，最多，也只不过是一种强烈指向于客观性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一种过于乐观的愿望。 概言之，历史学长期以来建立的“客观性”、“求真”的形象，虽然具有真实可信的内核，但从总体上看，其实只是一种在追求客观性的强烈意志支配下的主观愿望，只是一个被夸大了的关于客观性的神话。 那么，这个神话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吗?不是的。实证史学兴起之初，笼罩在人类身上的是另外一套神话，即社会精英们由着自己的意愿而编织的关于“小姑娘”的种种神话。在这套神话之中，“小姑娘”几乎完全受大人物们随意摆布，他们爱给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她就成了什么样子。正是不满于这样的神话，实证史学才扬起了客观性的大旗，试图用客观性作养料，来增强这位“小姑娘”的“自主能力”，从而改善一下她的可怜命运。乘着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东风，历史学的客观性大旗得以高高飘起，并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科学色彩。可是，这种客观性被过于夸大，膨胀了起来，终使实证史学在破除了旧神话的同时，又走向了新的神话。这大概是标榜“客观如实”的兰克等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身处今天的这个后神话时代，神话当然很难再僭越科学的位置。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史学客观性持续的猛烈批判，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那就是，批判历史学的客观性神话，不是为了整个地抛弃这个神话，而是为了剖取其合理内核。我们不再需要历史学的客观性神话，但我们却仍然需要客观本身。因为，客观性其实是确定人类自身存在的一根坐标轴，它给予人类确定、坚实、可靠的位置感。如果丧失了它，人类就将变得游移不定，存在就将变得可疑。人类追寻历史的行为有点像古代人的夜行，客观性则如同夜行人头顶的北极星，如果它的光芒永远消失，夜行人就会迷失方向，非但跋涉失去了意义，而且，迷惘和恐惧将立即涌上心头。 遗憾的是，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对于历史学客观性神话的批判，似乎显得有点矫枉过正。批评者猛烈攻击史料的客观性、史学研究主体及其方法的客观性，即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么一种可能：史料既然含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既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客观认知历史的可能性，而且，认知主体及其方法身上的客观性只是一种指向于客观性的强烈意志，那么，两方面一汇合，认知主体的强烈意志化为实在的努力，岂不是可以将史料中潜在的客观认知历史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事实上，真实的情形是这么一个格局：客观的历史和不完全客观的史料，并不会主动地向人阐释什么意义，认知主体及其方法才更具有主动性和导向性。因而，面对无言的历史和史料，认知主体及其方法就好比牧童手中的牵牛绳，它牵着历史认知客观性的目标追去，历史学就果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性，众多严谨的史学研究成果接连不断地出现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就是明证；相反，如果这根牵牛绳牵着历史认知背离客观性目标而去，那么历史学就将变得面目全非，“小姑娘”不再是“小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或者变成为小男孩，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一些人对历史的极端自由“写作”，已经向人们宣示了这种可能性。照这样下去，说不定将来的哪一天，“小姑娘”还会变成莫名其妙的神秘动物，令人们感到震惊和困惑。 在这种格局下，历史学家是不是应该在认真思索之后作出某种选择?限于人类目前的认知条件和能力，纯粹客观的历史认知只是一个神话，不可能要求历史学家提供百分之百客观的研究成果，也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以僵硬的客观性，来作为评价历史认知活动及其成果的惟一标准。但是，历史学的客观性也不是纯粹的虚无，它处于一种弹性状态，有一个伸缩范围；决定其是伸是缩及伸缩维度的，是史料、认知主体及其认知方法，其中认知主体又是最具主动性和导向性的因素。因而，如果仍然坚持追求客观性这一主观意向，则人类的历史认知还将能够达到某种维度的客观性，从而给自身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否则，就只能在天塌地裂、风雨飘摇中享受极度的自由和迷惘。面对“明知其不可为”的追求，古代先哲们尚勉力而为之；今人对历史学客观性的追求却“尚有可为之处”，坚持还是放弃，就全系于现代人的一念之间了。 【参考文献】 [1]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3]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盛宁.人文精神的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资料来源：《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