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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学界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对他的研究，有关资料也陆续刊布，这无疑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瑕疵一样，有些资料在整理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个别细节上的失误，如钱玄同的几封往来书信便在系年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误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论证的准确性。 有意思的是，钱玄同本人相当注意著述时间的明确性。他曾批评说：“我平日看报，碰到‘昨日’‘前晚’这些字样，常要生气，因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写东西，末尾总记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1]（P105）观其大多数公开发表的文章，确实是有意识遵循了这一点。不过，诚如其坦承，“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他的一些书信就常常没有注明确切时间，或者只有月日而无年份。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个人书信较为特殊，无此必要，但这显然给后人的整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例如，1982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公布一批鲁迅博物馆收藏的书信，其中包括了几封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函。由于均无年份，整理者不得不加以考订。今天看来，这些考订大多属实，体现了整理者的功力。不过，其中一封信的系年则明显有误。兹将此信摘录如下： 自园主人： 示悉。陈仲子的信已看过，兹寄还。士远幼渔和我的意思，都以为似可不必将此二信即日发表。因为一发表，一定又要遭出许多不相干的人的口舌来，愈说愈纠纷。在我们最初宣言，本不过自己表明态度，本不是和他们去斗嘴；…… 尹默回国了。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此意你以为然否？但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 我今后打算一意做“扫雪斋主人”了。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又很喜欢研究“汉字改革问题”的，它们便是我的“雪”，我从今以后狠想专心去扫它们。 我从四月一号放假日起，患扁桃腺炎，发烧者三日，卧床者三日余，今始渐能下咽，但气管又炎起来了，终日咳呛不已；…… 扫雪斋主人 四，八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反映了钱玄同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在该信中，钱氏深刻反思说：“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并且明确宣称自己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从今以后狠想专心去扫它们”，这与其一贯主张激烈否定传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颇值得关注。那么，这一转变究竟发生于何时呢？据整理者考订，这封信撰写于1932年，但笔者以为这一系年是不正确的，此信的撰写时间应是1922年4月8日。 首先，该函是缘起于1922年4月2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批评他们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者自由的宣言》。周作人得知此事后，随即复函陈独秀，反驳其观点。因事关众人，他先将陈独秀来信及其复函寄给沈兼士等人征求意见。于是，钱玄同在8日致函周作人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也就是钱氏该函的来历。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周作人年谱》中均有明确记载，可为佐证。其次，该函又提及“尹默回国了”，这也正是1922年4月初之事，钱玄同在该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就曾清晰记载道：“尹默来了——今天上午来的”。[①]再次，钱玄同在该函的结尾处还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情，而这也正符合他在1922年4月初日记中的记载。综上所述，可以断定该函撰于1922年，而非原先所系的1932年。在此还应指出，2001年出版的《钱玄同文集》第6卷在收入这封信时，重新做了考订，将系年改为1926年，但是根据上述推断，此说亦不准确[②]。 与此相类似，《钱玄同文集》第6卷将钱玄同致周作人的另外一封信（见该书第59－62页）断为1923年7月17日，也同样存在着系年失误。钱玄同在这封信一开始就说：“多年不同鱼雁了”，这也就是说，二人已较长时间未曾通信。但据查，1923年7月9日，钱玄同刚刚致函周作人（见该书第58－59页）。因此，如果将上函系于1923年，则明显与钱氏所谓“多年不同鱼雁了”不符。那么，这封信究竟撰于何年呢？首先，我们根据函中所言“沈君默到了日本去了一趟，忽然大旧了”这句话，可以基本推断它是1922年撰写的。其次，该函开篇还提及“日前在沈老二家匆匆一晤”，这也恰与钱玄同1922年同期日记的记载相符。钱氏在1922年7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访沈氏兄弟，并晤启明、不庵”[2]（P2149），应该便是指这次见面。再次，该函末尾又说：“我家不久将乔迁也”，查其日记，这也正是1922年7月前后之事。根据上述证据，这封信应是钱玄同1922年撰写的。 此外，1988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0辑还公布了一批馆藏章太炎致钱玄同书信。其中第39－42页所收4函，均仅有月日而无年份，整理者将之系于1936年（2003年出版的《章太炎书信集》也据此照录）。而事实上，章太炎的这些书信应是1935年所撰。首先，这4封信函都是围绕《章氏丛书续编》编印一事而展开的。此事是章太炎1932年北游时交予钱玄同、吴承仕二人负责，此后虽因钱玄同健康不佳而一再推迟，但其最终刊行是1935年5月，亦即章氏所谓“二稔而赢，始克就绪”[3]（P40），这在章太炎同期致吴承仕函中也可得到确证[③]。其次，章太炎在其中一封注明5月22日的信中说到国学讲习会改定简章后，“当于秋后举行”[3]（P41）。而据核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正式开讲时间是在1935年9月16日[4]（P960），这显然说明此函是撰于1935年5月22日。再次，章太炎在该函中还提及刘半农归葬香山一事，此事亦发生于1935年5月。另外，新近发现的一封钱玄同佚札（1935年5月1日致章太炎）[④]，其中所涉及的内容，诸如《丛书续编》进展、钱氏病情和为刘半农求墓志铭诸事，也恰恰与章氏以上书信相互印证。由此可见，这4封书信无疑应系于1935年，而非原先所系的1936年。 钱玄同曾经在日记中自我评价说：“梁任公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我比他确实还要厉害，而且显得很不成熟”[5]（P2460），他晚年还曾自述：“余之思想，颇类梁任公，常变更主张，如飘蓬之无定向也。”[6]（P344－345）确实，钱氏一生思想多变，时而激进时而平和，这尤其真实地反映在其个人书信中。惟其如此，这些书信的撰写时间也就成为考察其思想变化轨迹的坐标点，不可不细加考辨，谨慎事之！ 参考文献： [1]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A].钱玄同文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4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3]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20辑[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5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6]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A].近代名家评传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资料来源：《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 [①]《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103页。 [②] 《钱玄同文集》第6卷还将《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中考订正确的另一封钱氏致周作人函，误为陈独秀所撰而附于前述钱函之后，则更是令人费解。 [③] 《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515页；又收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373页。 [④] 《黄侃、钱玄同致太炎先生信函》，《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