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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考辨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华文史网 卢毅 参加讨论

    钱玄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学界长期以来都十分重视对他的研究,有关资料也陆续刊布,这无疑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瑕疵一样,有些资料在整理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个别细节上的失误,如钱玄同的几封往来书信便在系年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被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误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论证的准确性。 
    有意思的是,钱玄同本人相当注意著述时间的明确性。他曾批评说:“我平日看报,碰到‘昨日’‘前晚’这些字样,常要生气,因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写东西,末尾总记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1](P105)观其大多数公开发表的文章,确实是有意识遵循了这一点。不过,诚如其坦承,“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他的一些书信就常常没有注明确切时间,或者只有月日而无年份。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个人书信较为特殊,无此必要,但这显然给后人的整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例如,1982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公布一批鲁迅博物馆收藏的书信,其中包括了几封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函。由于均无年份,整理者不得不加以考订。今天看来,这些考订大多属实,体现了整理者的功力。不过,其中一封信的系年则明显有误。兹将此信摘录如下: 
    自园主人: 
    示悉。陈仲子的信已看过,兹寄还。士远幼渔和我的意思,都以为似可不必将此二信即日发表。因为一发表,一定又要遭出许多不相干的人的口舌来,愈说愈纠纷。在我们最初宣言,本不过自己表明态度,本不是和他们去斗嘴;…… 
    尹默回国了。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此意你以为然否?但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 
    我今后打算一意做“扫雪斋主人”了。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又很喜欢研究“汉字改革问题”的,它们便是我的“雪”,我从今以后狠想专心去扫它们。 
    我从四月一号放假日起,患扁桃腺炎,发烧者三日,卧床者三日余,今始渐能下咽,但气管又炎起来了,终日咳呛不已;…… 
                                 
    扫雪斋主人 
                                      四,八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反映了钱玄同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在该信中,钱氏深刻反思说:“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并且明确宣称自己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从今以后狠想专心去扫它们”,这与其一贯主张激烈否定传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颇值得关注。那么,这一转变究竟发生于何时呢?据整理者考订,这封信撰写于1932年,但笔者以为这一系年是不正确的,此信的撰写时间应是1922年4月8日。 
    首先,该函是缘起于1922年4月2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批评他们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者自由的宣言》。周作人得知此事后,随即复函陈独秀,反驳其观点。因事关众人,他先将陈独秀来信及其复函寄给沈兼士等人征求意见。于是,钱玄同在8日致函周作人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也就是钱氏该函的来历。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周作人年谱》中均有明确记载,可为佐证。其次,该函又提及“尹默回国了”,这也正是1922年4月初之事,钱玄同在该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就曾清晰记载道:“尹默来了——今天上午来的”。[①]再次,钱玄同在该函的结尾处还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情,而这也正符合他在1922年4月初日记中的记载。综上所述,可以断定该函撰于1922年,而非原先所系的1932年。在此还应指出,2001年出版的《钱玄同文集》第6卷在收入这封信时,重新做了考订,将系年改为1926年,但是根据上述推断,此说亦不准确[②]。 
    与此相类似,《钱玄同文集》第6卷将钱玄同致周作人的另外一封信(见该书第59-62页)断为1923年7月17日,也同样存在着系年失误。钱玄同在这封信一开始就说:“多年不同鱼雁了”,这也就是说,二人已较长时间未曾通信。但据查,1923年7月9日,钱玄同刚刚致函周作人(见该书第58-59页)。因此,如果将上函系于1923年,则明显与钱氏所谓“多年不同鱼雁了”不符。那么,这封信究竟撰于何年呢?首先,我们根据函中所言“沈君默到了日本去了一趟,忽然大旧了”这句话,可以基本推断它是1922年撰写的。其次,该函开篇还提及“日前在沈老二家匆匆一晤”,这也恰与钱玄同1922年同期日记的记载相符。钱氏在1922年7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访沈氏兄弟,并晤启明、不庵”[2](P2149),应该便是指这次见面。再次,该函末尾又说:“我家不久将乔迁也”,查其日记,这也正是1922年7月前后之事。根据上述证据,这封信应是钱玄同1922年撰写的。 
    此外,1988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0辑还公布了一批馆藏章太炎致钱玄同书信。其中第39-42页所收4函,均仅有月日而无年份,整理者将之系于1936年(2003年出版的《章太炎书信集》也据此照录)。而事实上,章太炎的这些书信应是1935年所撰。首先,这4封信函都是围绕《章氏丛书续编》编印一事而展开的。此事是章太炎1932年北游时交予钱玄同、吴承仕二人负责,此后虽因钱玄同健康不佳而一再推迟,但其最终刊行是1935年5月,亦即章氏所谓“二稔而赢,始克就绪”[3](P40),这在章太炎同期致吴承仕函中也可得到确证[③]。其次,章太炎在其中一封注明5月22日的信中说到国学讲习会改定简章后,“当于秋后举行”[3](P41)。而据核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正式开讲时间是在1935年9月16日[4](P960),这显然说明此函是撰于1935年5月22日。再次,章太炎在该函中还提及刘半农归葬香山一事,此事亦发生于1935年5月。另外,新近发现的一封钱玄同佚札(1935年5月1日致章太炎)[④],其中所涉及的内容,诸如《丛书续编》进展、钱氏病情和为刘半农求墓志铭诸事,也恰恰与章氏以上书信相互印证。由此可见,这4封书信无疑应系于1935年,而非原先所系的1936年。 
    钱玄同曾经在日记中自我评价说:“梁任公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我比他确实还要厉害,而且显得很不成熟”[5](P2460),他晚年还曾自述:“余之思想,颇类梁任公,常变更主张,如飘蓬之无定向也。”[6](P344-345)确实,钱氏一生思想多变,时而激进时而平和,这尤其真实地反映在其个人书信中。惟其如此,这些书信的撰写时间也就成为考察其思想变化轨迹的坐标点,不可不细加考辨,谨慎事之! 
    参考文献: 
    [1]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A].钱玄同文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4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3]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20辑[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5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6]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A].近代名家评传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资料来源:《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 
    


    [①]《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103页。 
    [②] 《钱玄同文集》第6卷还将《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中考订正确的另一封钱氏致周作人函,误为陈独秀所撰而附于前述钱函之后,则更是令人费解。 
    [③] 《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7-515页;又收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373页。 
    [④] 《黄侃、钱玄同致太炎先生信函》,《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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