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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必须基础于凿实、全面而详尽的资料基础之上，这是不言自明的事。但一般说来，资料的发掘、考订却只是文学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不就等同于文学研究本身。当然，两者的价值取向可能并无上下之分，我这里原本也无意于褒贬判断。我只是强调说，文学研究只能以文本——即作品作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依据；而在延绵数千年、浩瀚如海难以计数尽阅的作品中，也只能以其主流作为判断的基本依据。那些已经被时间淘汰的就让它沉埋掉吧，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凭质（首先是审美价值）以保证其不朽的生命活力，而不是靠量多取胜。相应地，吟过诗、写过小说或文章的作者并不完全等同于、或者就是诗人、作家。所以，进行文学研究，就是以文本为基础依据，然后将之置于相应的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并参照创作主体——即相关作家的生平际遇、思想情感等，分析其外显的表层艺术特征，揭示那深层的审美意蕴，以进而把握那制约、影响或促进其发展演变的主流。应当说，这才是文学研究自身所独具的、所不同于一般文献研究的本质意义之所在；换言之，文献资料的整理钩沉可以拥载哲学、历史乃至文学等多方面的功用，但却不就是文学研究，因为它不具备文学研究首要的、决定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功能。 据此，再参照古人“文体代兴”乃至王国维、胡适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说法，在下面进行“唐宋词发展阶段”（或称“分期”）的论述。 不同于先秦诗、汉魏诗、六朝诗、唐诗、宋诗的各成自足实体、自为段落，唐宋词因为文体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而是一个不能按朝代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随着创作主流及贯穿其间的艺术精神的不断演变，而形成为初萌、成熟、极盛、深化的四个递进阶段。反之，关注唐宋词的创作主流，可以据之描述它的各个不同历史过程，从而理清其发展演变脉络，以观照那表层的体制形式与深层的艺术精神、审美意蕴。具体言之，（一）自隋唐之际的6、7世纪到中唐开成年间(840)，大约二百五十年左右，是为第一阶段，即唐宋词的初萌期——它包括敦煌民间词与中唐文士词两部分。是时奇葩始芳，无论具有草创朴拙的试验性质，抑或在传统诗歌风味的笼罩之下，均未建立起独立的本体意识和自我艺术规范。（二）自唐会昌初(841)，中经五代十国而至北宋治平末(1067)的两个来世纪，系第二阶段，即唐宋词的成熟期——它包括花间词、南唐词和北宋前期词三部分。此时已经建构起“艳科娱人”的独立文体观念与本体艺术范型，标志着词家自觉创作意识的完全成熟。（三）从北宋熙宁初(1068)，苏轼变革词风、提升词品，给成熟到趋于模式化的词坛吹送进清健高华的新气息始，下及南宋开禧末(1207)，慷慨悲歌的辛弃疾结束他北伐光复的梦想与生命旅程止，是为第三阶段，即唐宋词的极盛期——包括北宋中后期词、北南宋之交词和南宋前期词三部分。它们不仅是数量上有极大增长，且诸体皆备而佳制纷呈，各种风格争耀竞妍，大家名家迭出并现；词已成为时代的文学成就标志，活跃在全民之中，共创出两个世纪的不朽辉煌。词家的自觉创作意识高扬，贯穿了多样化统一和开放新变共存的艺术精神，遂造就了永远不能再建和踵肩的美丽巅峰风光。（四）上迄南宋嘉定初(1028)，下至元延祐七年(1320)，以遗民词家张炎之卒为终结，词这种文体沉落了它的最后一抹光辉，系第四阶段，即唐宋词的深化期——它包括南宋后期词与南宋末元初遗民词两部分。虽然缺乏以前极盛时的万般缤纷无限绚丽气象，但是却能别辟新径，凭深化归雅、诗词合一的自家面目重建起经典性的艺术范型，甚至更为后人所楷模推崇。另方面，作出理论上的归纳，出现最初的词学专著，在可能好的程度上完成了唐宋词的终结与总结，给它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文章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