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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而历史学却十分发达。就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人数、历史教育的规模、史学出版物的数量、史学知识在公共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而言，美国在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的史学著述远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历史研究所取的进展和成绩，可谓举世瞩目。但是，在这种史学繁荣的表象之下，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学著作，很少是出自美国学者的手笔，美国也未产生世界公认的史学大师。那么，应当如何看待20世纪美国史学的基本趋势？20世纪美国史学留下了何种启示和教训？ 一、时代嬗递与学术趋新 美国是在不断开拓新土地、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为节后黄花。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史学经历了四次大的思潮兴替，这种兴替和社会变动、时代精神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并且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在这个时期，美国跨入工业时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弊端，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股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涤荡全国。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一代专业史学家适逢其会，不仅积极投身改革，而且通过史学著述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他们因此获得“进步主义史学家”的称号。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冲突”。 通过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美国史成了一部美国文明、美国民主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一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他们还极力用历史为社会服务，使之成为争取民主、推动改革的工具。进步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将上帝的旨意、白人的使命等抽象的观念摈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之外，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从而引发了一场全面改写美国历史的学术运动。 进步主义史学的生命力，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衰竭。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危机、改革、战争和动荡，使美国人对变动感到厌倦，他们希望稳定；在国际上，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反共的意识形态弥漫于社会；于是，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和维持现状，欣赏和赞美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保守主义遂成为50年代的主导思潮。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时代精神的感染下，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一代史学家开始全面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遗产，从史料、方法和理论上打碎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石。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克林顿·罗西特等一批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等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冲突，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是在美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人向来保守，激进的变革和美国无缘，所以，一致性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本质特征。这种学术因此被称作“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在“一致论”史学家的笔下，美国历史中不再存在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冲突和变革，而变成了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这样一部美国史，和进步主义史学家所撰写的一样，是经过思想和偏见改造过的历史。 但是，这种历史的支柱在60年代即发生动摇。5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形势恶化，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苏联在科技和尖端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形象不佳，这一切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和现状都深感不满，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批判思潮汹涌澎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青年中间风行一时。这种激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和思想趋向，在史学界激起强烈回响。一些具有左派思想倾向的学者，如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诺曼·波拉克、加布里埃尔·柯尔科等人，重提为一致论学派所抛弃的社会冲突论，对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各种主张的斗争，作了突出的强调，对于美国外交的不正义色彩和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由于这种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被称作新左派史学家。他们最大的缺失，在于对史料的曲解和附会，而且思想过于偏激。 19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少数种族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崛起，促成美国思想气候在1970年代以来出现新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据此而对美国历史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解释，有“新美国史”之称。 多元文化主义承认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反对将白人文化定于一尊，承认和尊重少数种族及其文化，将各种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的成分而加以平等对待。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少数种族和族裔集团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其次，少数种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再次，种族和文化成为一个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劳工史中，许多学者都将种族和文化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后，通过多元文化的视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学的理论和概念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丰富了史学的分析手段。 从上述史学思潮的四度兴替来看，史学紧密跟随社会变动，学者对时代精神反应敏锐，使得美国史学不断革新，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在各种观念和论点的交锋中，关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是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但长处有时很容易转化为短处。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压倒价值理性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传统，而史学深深浸润在这种传统之中，历来有着自觉为现实服务的倾向。殖民地时代的历史记述者，将上帝对北美居民的眷顾作为历史的主题；19世纪的史家更是明确地阐述了使命感和美国利益的神圣性；进步主义史学家则明确提出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现时主义”，鄙视那种“呆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主张“利用过去”，“迎合普通人的脾胃”， 他们相信，“文明的历史可以成为文明的工具”。 虽然进步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早已消失，但这种实用主义的治史取向，在美国史学中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并且给美国史学带来了许多问题。 进步主义史学家对美国史的解释，固然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后来的史学家发现，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价值和伦理方面的欠缺，而且在史实的处理和运用上也纰漏甚多。查尔斯·比尔德将建国先辈描绘成单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凡夫俗子，对建国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情形，作出了过于简单的理解。后继的一致论学派刻意将美国历史改写成一部和谐连续的历史，一笔抹煞了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主张、种族、性别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新左派史学家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不惜曲解史实，他们所写的美国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这种随着时代风向而动的历史研究，导致偏执一端的史观和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对历史知识的尊严和价值，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害。 19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内对美国史的重构方兴未艾，这种史学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有的学者将文化多元的历史改写成了各种族平分秋色的历史，欧洲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被大为降低；对过去那些遭到忽视的人群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种族”（race）、“性别”（gender）、“阶级”（class）分析范畴遭到滥用；妇女史家运用女权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妇女问题和性别关系，充满女性对男性霸权和性别压迫的仇恨，致力于将历史由“他史”（history）变成“她史”（herstory），形成一种十分偏颇的性别对立史观：在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盎格鲁－萨克逊白人都成了种族主义者，对白人中的反种族偏见的思想视而不见；所谓“政治正确性”已经成为钳制学术自由的枷锁。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正在肢解美国历史，使整体的和宏观的美国史构架难以形成。在一个多种文化竞争和冲突的情况下，什么是美国文化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仅是许多种族和性别集团的历史，那么，什么是美国历史的主线和整体结构，就无法得到准确的把握。所以，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带来的史学革新的利弊，应当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整部美国史并不都是族裔史，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可以容纳所有美国历史问题的大箱子。 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以不可逆转的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为对象的人文学科，它的成长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积累为滋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可靠的历史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这需要一种相对中性和平和的立场，需要和变幻莫测、难以界定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种对于知识的庄严而恒定的信念。如果怀有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时代精神不加辨析和保持警惕，不免使史学的特性受到损害。20世纪美国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历史解释跟随时代而不断变化和求新，每一代史学家的崛起，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为起点；他们热心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为研究鹄的；他们过于迎合大众口味，片面注重史学的工具性。这一切导致了思想的浅薄平庸和知识的实用化，未能在美国史学建立一种追求纯正知识的“精神贵族”传统。于是，史学的高度繁荣活跃只是一种表面的景象，由于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就不具备产生史学大师的土壤。 二、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尤以美国为甚。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趋于成熟和专门化，社会科学的势头日益强劲。受社会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史学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政治、外交到经济、社会，从英雄人物的活动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事件到心态，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采用计量方法，实现了描述性史学向解释性史学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扩大，要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有助于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和使用新的史料。伴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逐渐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 美国史学界十分热衷于使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早在1912年，詹姆斯·哈韦·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就提出，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向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学习。 1954年，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发表《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的专题报告，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1963年该组织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971年出版的《历史学即社会科学》一书，将史学完全等同于社会科学； 同年，新政治史主将李·本森发表《走向科学的历史研究》一书，社会科学化已经成为史学的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美国史学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方面，史学家热切地从社会科学汲取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者大量涉足历史领域。 美国历史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和那些熟悉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一道，在历史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创新，使史学的领域大为拓宽，方法得到丰富，解释更为精确化，理论色彩更为浓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运用“反事实模式”对奴隶制的经济史研究，改变经济史领域的面貌。 将政治学和行为科学引入政治史的结果，形成了新政治史。李·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为新政治史提出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 一些机构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数据和国会表决情况进行了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计量化史料。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学家也加入这个营垒。种族文化分析模式和选举周期理论，乃是新政治史的重大成果。社会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和“自下而上”的史观的形成，促成新社会史的繁荣。普通人的生活、风习的演变、社会流动、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人群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模式，都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和奴隶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赫伯特·古特曼和戴维·蒙哥马利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来说，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计量方法，人称“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和电脑的采用，使历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相信，计量史学乃是唯一科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就是计算机的程序员。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大众选举、移民史、经济史，并且使过去很少受到注意的教会登记、家庭帐册、选举记录等资料产生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得意地说，“美国历史学家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方面领先于他们的欧洲同行”；“计量学派乃是美国的特色”。 社会科学化为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活力，丰富了它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使之呈现新的面貌。无论从观念和理论，还是领域和方法来看，这种经过社会科学改造的历史研究，乃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而且，这种“新史学”和当年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也有天渊之别。今天的治史者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如康奈尔大学教授迈克尔·坎曼所说，他们拥有从前的学者无从想象的计量方法和电脑等装备，他们使用的话语在几十年前也甚为罕见。 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甚为自信和自负，认为自己的课题和方法代表了史学的潮流，优越于传统史学。这种态度招致坚持传统史学的学者的反感和责难。 在社会科学开始悄然向历史研究渗透之时，声望如日中天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满怀希望地预言，当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均专注于狭隘的实证探索时，史学可能继续是艺术中人文性最强的学科。 可是，如果他能多活十年，那他一定会深感失望：历史学在经历了社会科学化后，变成了“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中的一种。社会科学之于史学，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史学带来生机，同时也使史学不断丧失自身的特性和功能。 第一，社会科学化损害了历史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特性。新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政治史乃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新社会史成了历史社会学，妇女史实际上不过是女性学，在这些研究领域，历史成了附属和次要的东西，研究的目的不是考辨史实、解释史实和提供历史叙事，而建构模式和创立理论，从而模糊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 第二，成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史学，出现严重的非人文化的趋势。史学家缺乏终极关怀，对知识没有某种超功利的追求，也不再将人的价值置于重要地位。在高度技术化的研究中，课题成为中心，手段乃是关键，人及其信仰、关怀、生活方式则被淹没在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材料和抽象庞杂的模式当中。史学家不过是一种制作历史产品的技术工人，著述的目的仅是为了学位、职位和生存。 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史学研究者的培养中。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研究生课程，大多偏重专业方法和技术的训练，重视某一狭小领域的知识，而忽略思想价值的熏陶和整体素质的培养，一个学生学修满学分、写出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以后，就可以得到学位，然后走向就业市场。像6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那种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方式，实在是凤毛麟角。缺乏人文底蕴的史学，只能生产平庸浅薄的知识产品，不少论著只不过是如伯纳德·贝林所说的那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 ，能够陶铸情操和启人智性的学术经典，也就无从诞生。 第三，对理论、量化和模式的迷信，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忽视理论和史实的关系，不是用理论来分解或重新排列史实，就是使史实服从理论；忽视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源的特殊性，导致牵强附会，如心理历史学分析往往缺乏可靠的心理资料，计量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只能对有限的问题才有意义。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决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是某种抽象的模式所能容纳，而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只有用以观照史实时才有意义；量化和模式只能是历史研究的部分手段。 第四，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使历史著述沦为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报告，内容枯燥，文字死板，了无生气，面目可憎，传统的叙事性和可读性荡然无存。有的美国学者谈到，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已经丧失，史学训练中对技术性和专业性因素的注重，遮蔽了优美写作、讲述故事、进行综合乃至教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的写作变得十分糟糕，历史成了枯燥和不相干的东西，新闻记者取代历史学家成了受欢迎的历史作品的作者。 这种状况引起“新”、“旧”两派历史学家的不满。“旧”派史学家坚持真正的史学应当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中心，非如此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主线，非如此不能产生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们虽然也承认新史学的成绩，但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持抵制和诋毁的态度。“新”派学者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对传统史学的长处不能完全抹煞，必须克服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弊病，新史学才有光明的前途。像伯纳德·贝林这样较早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者，甚至在自己的著述中刻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以免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新的基点上回归叙事，力图在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美国历史体系。 三、专题探索与宏观综合 在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史学家关注的基本上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他们大多从事宏观的和整体的历史著述。特别是在19世纪，史学家笔下描绘的都是美国历史的宏观进程，他们力图展示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北美得到体现，白人的使命如何使一个“蛮荒”的大陆变成世界文明的新希望。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弗朗西斯·帕克曼的殖民发现和争夺史，都是一种综合性和描述性的历史叙事。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专题的、微观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主导倾向仍然是建构综合和宏观的美国史框架。特纳的边疆和地域假说，比尔德的经济史观，涉及的都是对美国历史整体进程的解释。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老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的《美国生活史》，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都是构架宏大的整体性著述。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也大多是综合研究见长，布尔斯廷、霍夫斯塔特、哈茨、威廉斯等人，都提出了解释美国历史趋势的宏观框架。特别是霍夫斯塔特的政治文化史观和布尔斯廷的美国特殊性理论，是这个时期两种整合美国史的主要框架思想。 在此同时，专题化也成为一种日渐强劲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著述，即开始从“宽泛散漫的叙事”向“脚注繁复的专著”转变 ；当社会科学化趋势兴起和“新史学”成为时尚以后，专题研究更成为美国史学的主流。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敏锐地看到，美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大型理论化上，而是强调将某些概念和方法应用于范围有限的一些历史问题和具体的历史状态上”。 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必然使研究突破整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探讨的层面。另外，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训练出了众多专题研究人员。博士论文选题要求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促使研究生不得不寻找专门而细小的题目作文章，在每年大量出版的专题著述中，博士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 1960年代以来，专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微。例如，妇女史原本是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现在已经分化为黑人妇女史、移民妇女史、少数族裔妇女史、边疆妇女史、早期妇女史、家庭婚姻史、女权运动史等许多更细的领域。二，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细节研究日益深入。以美国革命的研究为例，传统的研究注重探讨革命的起源、革命的性质等整体性问题，而50－60年代以来的专题化趋势中，更多的研究集中在革命的思想意识、奴隶制、妇女、宗教、识字率、印第安人等问题，不同地域和社区在革命期间的变动也受到较多的关注。三，地方史研究成果甚丰。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社区，如一个县、一个村镇、一个教区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新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研究视野从全国政治转向地方政治，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也极为可观。四，个案研究的出版物之多，几乎不可胜数。特别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已经细微到地方工会领导人传记、某一医院的历史、某一时期某一人群的儿童玩具之类的问题。 在专题研究获得丰收的同时，美国史学“由于过度专门化而巴尔干化” ，也就是出现了通常所说的“零碎化”问题。“零碎化”是指两种倾向。第一，专题研究变得过度专门化，走上为专题而专题的小路，没有将专题在整个领域定位，未能将专题置于宏大的背景之中，无法看出专题和整体的美国历史的联系，因而变得日益狭窄和支离。一直对新社会史持批评态度的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提及，她曾问一个专门研究早期村镇社会史的学者，他和他的同行的研究与美国的建立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有何关联，对方坦率地承认，从他们的主题和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出什么关联来。她认为这个例子鲜明地反映了新史学的致命弱点。 第二，未能通过宏观的框架来对日益细致的专题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从而构建整体性的历史叙事，展现一般性的历史趋势，不仅在整个美国历史方面是如此，即便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也只有若干零散的专著，而综合性的著作不可多得。以对殖民地时代的研究为例，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查尔斯·安德鲁斯的《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劳伦斯·吉普森的《美国革命以前的不列颠帝国》等鸿篇巨制；50年代以来对殖民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殖民地的地方社区的研究，达到极为细致深入的地步，但是，至今尚未有一种具有影响的综合性的殖民地史著作。虽然不排除有些专题著述具有宏观的意义，如查尔斯·格兰特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研究，对理解殖民地政治演进很有价值； 菲利普·格雷文对马萨诸塞村镇安多弗的研究，展示了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社会变迁的图景； 可是更多是一些零碎和无关宏旨专深细微之作。所以，如何借助已有的研究而构筑一种关于殖民地时期的宏观历史叙事，乃是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零碎化”的最大欠缺是，任何一个领域的单独和专门的著述过多，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完全了解整个研究状况，难以从纷纭繁杂的专题著作中把握基本的趋势； 对于一般的读者，由于缺少“讲述故事”（storytelling）式的综合性叙事，完全失去阅读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历史著述沦为“专家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病态的繁荣”。另外，“零碎化”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但缺乏充当学术领袖的通人和大师。约翰·海厄姆在1960年代初曾经感叹，当时那一代史学家中没有特纳、比尔德那样的学术领袖， 在3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因为海厄姆所说的那一代史学家中，毕竟还产生了如c·范·伍德沃德、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埃德蒙·摩根这样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在目前美国史学界，影响超出其本人研究领域的学者，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在国内外史学家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人们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包括过度专门化、狭隘性和缺少宏大叙事等弊端。有一组数字令人十分震惊：问卷要求例举本人最推崇的3－4种专著，1047名被调查者竟然提出了1237种著作，其中882种仅一人提及，三人同时提到的著作仅118种，提及人数最多的是埃德蒙·摩根的《美利坚的奴隶制和美利坚的自由》一书，也不过得了47票；提到者在20人以上的11种著作，仅有一种是1980年以后的出版物。 这说明：一，美国史学家大多只读本领域的著作，而对其他方面的状况漠不关心，在学术上处于高度封闭状态；二，由于“零碎化”的结果，美国史学界没有公认的名著；三，近20年来美国史学所受“零碎化”的困扰愈益严重，以致未能产生影响很大的著作。 美国史学家中较早意识到“零碎化”问题的人，是已故的赫伯特·古特曼，他在1981年就开始呼吁新的综合历史叙事。托马斯·本德随后也提出，虽然比尔德的史学观点已经过时，但他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仍然是宏观历史叙事的一个基本标准，标明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劳伦斯·莱文1993年在主席演说中提出，美国史学家“应当留意关于新的综合的呼吁”。 但新的综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并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量的聚集，而需要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将分散的材料整合成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叙事。比尔德的宏观美国史，就是以经济解释和社会冲突论为框架而构筑出来的；一致论学派的整体性著述，贯穿的乃是他们对于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认识。最近几十年专题研究的深化，推翻了以往的宏观综合著述所赖以建立的解释框架，但同时却没有确立新的框架。所以，对于当今美国史学家来说，进行综合历史叙事所缺乏的，不是微观研究的基础，而是使众多专门研究产生意义并且和社会整体趋势发生关联的理论构架。战后最受推崇的史学家霍夫斯塔特在生前曾立下宏愿，要在综合近几十年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专题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宏观美国史，拟分三卷，每卷涵盖75年；但天不假年，他仅留下了一部关于早期美国史的初稿。 托马斯·本德多年来致力于提倡综合研究，提出要以“公共文化”作为新的综合的叙事焦点，他认为，通过公共文化的框架，可以弥合政治史和社会发展的分裂，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叙事。 但是，根据“公共文化”之说而撰写的整体性美国史著作，迄今尚未问世；本德本人关于公共文化的著述，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另外，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长篇小说一样，需要有中心情节。以往的宏观历史著述以政治史为中心，而政治事件则往往富于故事性，易于形成完整的叙事框架。新史学侧重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则往往缺乏明显的故事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宏大叙事的难度。更有进者，当今的史学家大多希望建构一种分析性叙事框架，但分析和叙事的结合诚非易事，因而备受期盼的宏大历史叙事不免姗姗来迟。伯纳德·贝林相信，社会发展同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有序可循的故事，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建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叙事。 目前，他的这部综合的美国史仍旧还停留在计划当中。 近几十年来，虽然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宏观叙事仍付阙如，但某些领域的综合之作已有若干成功的范例。埃里克·丰纳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在重建这一领域是一部为人称道的综合著述。他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得到启发，将重建看成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把黑人的经历置于中心地位，围绕内战后南部社会整体重塑的方式、南部种族态度与种族关系模式的变化、内战和重建后出现的国民政治国家（national state）、北方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对重建的影响等问题，梳理和综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建构一种“叙事的”和“分析的”样式。 可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为数尚少，而且涉及的也仅只是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 从各国史学的发展史来看，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史学大师，无一不是记述或解释重大的历史运动的学者；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著作，也无一不是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作。从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布罗戴尔的《地中海和菲利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概莫能外。一国史学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专题研究和宏观综合之间保持平衡：专题研究为宏观综合提供学术资源，而宏观综合反过来推进和深化专题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乃为史学的真正繁荣。而20世纪美国史学以专题研究见胜，宏观综合相对薄弱，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史学巨著，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志：承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王希博士惠赐资料，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