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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 刘绪贻 世界历史 1983年 第2期 本文对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作了评价。作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只是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述矛盾才发展到顶点，才异常接近社会主义。美国自罗斯福“新政”起就迅速地、大规模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种转化局部改变了美国的生产关系，改善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从绝境上挽教了出来，延长了它的生命，避免了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而，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 罗斯福“新政”究竟在历史上占什么地位，中外历史学者意见纷纭。本文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评述这种纷纭的意见，而在于简略地说明:罗斯福“新政”是根据当时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采用资产阶级改良的办法，或者说，用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办法代替传统的放任主义政策，将美国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向美国式的、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确实局部改变了生产关系，做到了“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1]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挽救和加强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的结果又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造成新的、更深刻的危机。它使我们认识到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规律，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信心。 “新政”的历史背景 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便进入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斯大林说，“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2]诚如斯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不过30年，就碰上了1929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而且美国最为严重。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就职前，工业生产比1929年几乎下降一半，出口贸易下降到30年来最低点。1932年已有86, 000家工商业停止生产和营业。1933年3月，全国完全失业工人达17, 000, 000人，在业工人工资削减35%到40 %。农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陷入危机，到1933年初，农业总收人比1929年降低约60%，约有1,019,300农户破产，沦为佃农或农业工人，而且有大批佃农、分成制农民和农业工人失业，到处流浪。不仅工农群众如此，许多中产阶级也变成破落户。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非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副经理。”[3]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全国有34,000,000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另有11,000,000农村人口未计算在内)，他们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有许多关于饿死人的记载。千百万人只是因为象牲畜一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作为垄断资本最高形态的金融资本的统治，已濒于瘫痪。1933年2月，全国18, 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美元存款;为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抛出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严重，倒闭的超过5,500家，使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积蓄成为泡影。银行的挤兑风暴在各州肆虐17天之后，向着美国两大金融堡垒—纽约和芝加哥猛进。就在罗斯福就职的那天凌晨，包括纽约和芝加哥在内的纽约和伊利诺斯州两州所有银行停止付款，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各州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都正式关门。全国经济生活陷入严重混乱和窒息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美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斗争，于是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整个三十年代初期，特别是在罗斯福上台前的几个月内，全国都能听到饥民和失业者示威游行的声音。从1929至1932年，约共发生2, 700次罢工。在俄克拉何马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人们成群结队，闯进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商品一抢而光。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领市政府大厦，5, 000名教师闯入芝加哥市区银行，一位激进分子路易斯·布登兹甚至率领俄亥俄州失业者联盟盟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喊出“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这样的日号。饥寒交迫的人民不再尊重法律和私人财产，有的从事抗税运动，有的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煤层，有的不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上种庄稼。在农村，农业工人也举行多次罢工，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衣阿华州和纽约州，都发生过小农的武装反抗斗争。俄克拉何马州的奥斯卡·阿默林格向国会的一小组作证，说是有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告诉他，美国应该来一次象俄国那样的革命。知识分子向左转。许多著名文化人公开拥护共产主义，主张向俄国佬学习。 垄断资产阶级也企图拉拢一些狂人，利用广大群众的困难与不满，进行煽动，燃起了不少法西斯的星星之火。 历史学家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人在回顾当时这种严重形势时说:“经济萧条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沦为废墟，还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陷人防御地位，并使人们对它将来是否能存在下去产生了怀疑。”[4]的确，当时哈佛大学商学院长查尔斯·施瓦布就说过:“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5] 从1819年起，美国已发生过十次经济危机。它们都是按照“危机一萧条一复苏一繁荣一又一次危机”这种规律发展的。每次周期不过一年多，从来没有象这次危机这样持续三年多还日益严重，以致震撼了金融资本的统治，激起如此激烈的阶级斗争，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推到崩溃的边缘。究其原因，是因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所处的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使它的基本矛盾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了极限，也就是到了当时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所能容纳的限度，不通过国家大力干预，不对这种生产关系作某些调整是不行的。但是，胡佛政府显然不理解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还是顽固坚持(至少是基本上坚持〕传统的放任主义政策，让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去自行调整，其结果是生产日益紧缩，失业者日益增多，证券市场投机日益疯狂，在这次空前严重的特定经济危机面前，这种反对国家干预的放任主义政策遭到彻底破产。 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由上所述，在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已面临绝境，它的生产力行将冲破它的生产关系。根本的出路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垄断资本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当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的苏联做出了榜样:在“1929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削减了几乎一半，但苏联的生产则增加了67%,靠工资生活的人的人数从11,500,000增至22,800,000，工资增加了一倍，失业已完全消灭。”[6]但是，大危机时期，虽然美国共产党成功地发动过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而“……工人群众虽然在争取他们的日常要求——救济、工资、等等——的剧烈斗争中愿意跟随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还没有堆备同资本主义决裂。”[7] “大多数工人满以为他们的利益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适当的满足。他们仍然不满，但是没有前进的方向;他们仍然具有反抗性，但是没有革命性。”[8]所以在1929至1933年危机期间，共产党员数目不过从10, 000增至18, 000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过3, 000人。1932年大选时，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福斯特只得到102,999票，只占选民票的万分之二十五。足见当时在美国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那么，是不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可以找到某种办法，局部地、而不是彻底地改变生产关系，延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从而暂时摆脱这种绝境呢?有的，而且垄断资产阶级也一直在采用这种办法。这就是通过国家干预、或说是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逐步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虽然把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了顶点，进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是，这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自由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乃是进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只是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把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与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但还没有到顶点。通过国家干预，局部改变生产关系，这些矛盾和斗争还可以暂时缓和，生产力还可以向前发展，所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必然趋势。特别是战争和经济危机时期更是如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9]又说:“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10]所以，不能一般地说: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就发展到了顶点，只是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述矛盾才发展到顶点，才异常接近社会主义。列宁同志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淮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11] 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如此。但是，这个发展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一般说，正如福斯特所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跟着帝国主义一同兴起的。[12]不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次作为美国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出现，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事情。”[13]一次大战结束，经1920-1921年短暂衰退以后，出现了二十年代的繁荣，亦即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垄断资本集团“恢复正常状态”的要求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有所降低。但是，经过二十年代共和党政府执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最尖锐程度，到1929年，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道，陷入“一切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严重和最深刻的危机”。[14]胡佛总统虽然被迫在金融方面进行少量国家干预，如设立联邦农业局以稳定农产品价格，建立复兴金融公司大量给垄断企业贷款等，但一般来说，他是坚决执行自由放任政策从而使危机日益深刻的。他在1932年竞选失败并非偶然。1930年的中期选举就清除了众院共和党多数，将其参院多数降到最低限度。胡佛的失败和罗斯福的胜利，表明美国大多数人在1932年选举时，都已背弃了放任主义政策，寄希望于国家大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即大力加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罗斯福曾一再声明，他是相信而且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他较有远见，较为明智，极力要求用国家的力量纠正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特别是贫富悬殊的状况。他在1928年10月6日接受纽约州长候选人提名演说中说“分析到最后，如果有任何大量公民掉在后面，我们文明的进展都将受到阻碍。”[15] 1932年4月7日，他又在竟选演说中提到:‘“没有一个国家在有一半人破产的状况下还能维持下去。”[16]所以，他在1929年元旦就任纽约州长演说中提醒人们:“没有其他千千万万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将死去，都将无衣无食。想想我们桌上的面包，我们身上的衣服，我们生活中所享受的各种奢侈品，要有多少人在阳光照耀的田野上，在黑暗的矿坑中，在熔铁炉的酷热下，在无数工厂的织机和纺车旁劳动，才能把它们创造出来，供我们使用和享受。”[17]因此，他在1932年4月7日竞选总统的演说中主张:为了克服当前经济危机，要关心和寄希望于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 [18] 在1933年3月4日就任总统的演说中，罗斯福谴责那些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说“他们只、知道追求私利者一代的法则。他们没有远见，而没有远见的人民必将灭亡。”[19] 由于以上这些认识，特别是经济大危机以来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罗斯福深感放任主义已经行不通，由国家根据抑富济贫的原则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必要的。1931年8月28日，作为纽约州长，他提请纽约州议会特别会议建立紧急救济署时说:“州政府责任之一，是照顾那些陷人逆境以致没有别人帮助就连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资也得不到的公民。这一职责是每个文明国家都公认的，”又说:“……毫无疑问，当普遍经济情况使得大批男女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从而无力养活自己或家庭时，州政府同样有责任。政府对这些公民理应给予帮助，这不是施恩，这是社会义务。”[20] 1932年9月23日，他在旧金山的一次重要竞选演说中指出:“我们的经济生活控制在600多个公司手中，这些公司支配着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业。10,000,000万小企业人员占有其余三分之一。更令人震惊的是:看起来，如果集中过程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在另一世纪末，全美国工业将由也许是100人经营的十二家公司所控制。……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必需再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使现有经济组织适应于为人民服务。”[21]接着他还明白指出:政府应该担负经济管制的任务，当金融、工业巨头的行为违反公众福利时，“政府必须迅速干预并保护公众利益。”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罗斯福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的实现是十分困难而有限的。但是，他在1911至1913年初任纽约州参议员时、特别是1929至1932年任纽约州长时，是尽力按照这些看法和主张行事的。[22] 1932年他竞选总统时，民主党的政纲也勾画出这种“人人受惠”的、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图的某些轮廓。1932年他击败胡佛的原因就在于此。1933年任总统后，他根据当时克服经济危机和缓和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将这些看法和主张付诸实施，并逐步加以发扬光大。为了区别于胡佛政府的放任主义政策，他将之称为“新政”。 所谓新政，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由国家整顿、加强和管理银行、信贷和货币制度，克服金融危机，限制金融资本的某些极端行为。罗斯福在就职后的第三天即3月6日，命令全部银行关闭四天，并于3月9日督促国会特别会议通过紧急银行法，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纸币以解救货币荒;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购买银行优先股票以便向它们提供流动资金，授权财政部整顿和资助银行，并禁止储存和输出黄金。银行制度初步稳定以后，5月27日国会通过联邦证券法，根据此法和1934年6月6日的证券交易法，政府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实行管理。6月16日通过格拉斯一斯特高尔银行法，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防止商业银行利用储蓄者资金投资，还规定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进行保险。1935年又通过一个银行法以代替此法，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管理各储蓄银行的贴现率、利息、兑换率、储备金额以及公开市场活动。此外，为提高物价、刺激生产、鼓励出口和减轻债务人负担，政府还将黄金收归国有，逐步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美元贬值和有节制的通货膨胀。 为防止资本的过分集中，1935年8月28日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对那些公用事业帝国“判处死刑”，对其他控股公司实行管理。8月30日的财产税法，对纯收入达50, 000美元以上的征收附加税；50, 000美元征税31%, 500万美元以上征税75%;财产税增到70%的最高限度，公司过分利得税实行累进制以代替单一制，而且税率有所提高。1936年税收法促使公司将利润尽量分配给股东，以便向股东们征收高额附加税。1937年税收法则是为了堵塞梅隆、杜邦、斯龙等家族逃税的漏洞。 这样，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就和金融资本密切结合起来。 二、由联邦政府举办救济事业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1933年3月31日建立平民自然资源保护队，总共雇佣2,750,000失业青年从事造林和水土保持等工作。5月12日建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到1935年底，总共拨款30多亿美元，帮助各州、市进行直接救济或以工代赈。同月还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由它建筑的工程，使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由穷变富，使它的3,500,000居民的收入平均提高九倍。6月13日建立房主贷款公司，在三年内向一百多万房主贷款30多亿美元，使他们得以保住抵押房产。1934年6月28日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在1934至1940年之间，发放修理住房低利贷款230万次，合计945, 000, 000美元;建筑新房贷款554, 000次，合计23亿美元。1933年6月16日通过农业贷款法，使五分之一的抵押农场免于丧失赎回权。同月建立公共工程管理局，它建筑了许多大型军事与民用工程;从1933到939年，美国70%的新校舍、65%的法院、市政厅和污物处理工厂、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都是它帮助建设的。11月8日建立的国民工程管理局，30天之内便成为4,000,000人及其家庭的谋生工具。1934年6月28日通过农场破产法，使农民得以宽大条件收回失去的田产。1935年5月建立的工程振兴局，从1935至1941年，每月平均雇佣2,112,000人。6月26日成立的全国青年管理处，七年之中给600,000以上大学生和一百五十多万中学生提供半工半读机会，并给2,600,000失业青年以工作。8月14日的社会保障法，规定实行老年和失业保险:除年收人在3, 000美元以下工人都参加老年保险外，到1940年，约有2,600,000年龄在65岁以上、无机会参加保险的老年人得到每月平均20美元津贴。各州举办失业保险，受益者达28,000,000人。此外还照顾无力谋生者与残废人。此法在1939年修订后，将美国推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这样，政府就掌握了更多的企业，并在分配领域起了很大作用。 三、刺激工农业的复兴。1933年5月12日通过农业调整法，授权农业调整局控制基本农产品产量和牲畜饲养头数，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1936年，农业总收人比1932年增加50%。1938年制订的新农业调整法，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1937年成立农业保障局，到1944年，它已向870, 000家农民提供八亿多美元短期复业贷款。到1946年，向41, 000家佃农贷款260, 000, 000美元，作为购买农场之用。1935年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指导劳资双方订立本行业的公平竞争法规，以便提高工业品价格，刺激生产。 此外，罗斯福政府还通过1935年的联邦动力法，扩大联邦动力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和评价权力;通过1935年的机动运载工具法和1940年的运输法，将货车运输公司和内河运载工具交州际商业委员会管理;1936年的商船法规定由新的海运委员会帮助建立美国商船队;1938年的民用航空法规定建立民用航空局(后称民用航空委员会)，管理各航空公司的经营和服务工作。 这样，美国资产阶级政权便和工农商业垄断资本家结合起来，对生产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四、制订与实施联邦劳工立法，允许适当提高劳工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由于广大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斗争，罗斯福政府和国会不得不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确定劳工组织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取缔童工，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1935年又通过瓦格纳法或劳工关系法，宣布资本家组织的公司工会不合法，更加明确地保证工会通过自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8年再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更具体地确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加班加一半工资;禁止十六岁以下童工。这样，就使工会组织大发展，1933年工会会员不到3, 000, 000, 1939年已达9, 000, 000;工会组织冲破了行业界线，建立起有利于吸收广大兰领工人的产业工会;还冲破了基础工业大资本家阻碍工会发展的壁垒，使工会运动大规模地进入纲铁、汽车等基础工业。 这样，二十年代工会在美国经济活动中那种无足轻重的局面，便有了相当显著的改变。 以上这些新政措施，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实施这些措施，有的要从垄断资本主义的总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不是所有私人垄断集团都愿干的，有的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全面规划，靠个别垄断集团是做不到的;有的需要极为雄厚的资金，不是私人垄断集团所能为的，有的需要联邦政府的权利，这更是个别垄断集团所不具备的。这就意味着，实施新政，没有国家干预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新政实施，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尽管私人企业仍然是美国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国营企业却在不断增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意义更为重大的也许就是: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日益提高。1929-1939年期间，只有一年私人投资等于或超过了政府采购额;而在二十年代，私人投资则大约相当于政府采购额的两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半政府半私人的‘混合经济’已经得到了发展。联邦政府在实行‘新政’时，为个人和国家的福利承担了一定的责任。”[23]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讳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他们也看出了新政前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变化。因此，他们把新政前的资本主义称为古典资本主义[24]，那么，新政后的当然是新的或现代资本主义。也有人把新政后美国资本主义称为“一种有控制的资本主义”。[25] 新政以后，关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有如美国著名进步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在1959年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它的作用变得特别大。此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稍稍退让了一些，但随着‘冷战’和朝鲜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军事化的加强，它很快又开始发展起来。现在，美国的每一个大垄断资本都同国家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种重要的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都少不了政府的参加。”[26] 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自从罗斯福新政起，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就迅速地、大规模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已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 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确局部改变了美国的生产关系，改善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处境，“限制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阶级矛盾，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从绝境中挽救了出来，延长了它的生命。两次新政后，按1958年美元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1, 415亿美元增为1939年的2, 094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人(按1958年美元计算)，从1933年的893美元增为1940年的1, 259美元。如以1923-1925年间每月平均数为100，到1937年9月，工业生产指数增为117,就业指数增为112. 2（高于1929年的最高额)，工资总额指数增为109。1937年第四季度起虽然出现倒退现象，但到1938年7、8月间就开始回升，到1939年就完全扭转了。1939年以后，由于战争迫使美国大规模地、迅速地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直线上升。二次大战以后虽然出现多次危机，但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大体说来是繁荣的。国民收人的分配，也较新政前略为公平。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三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规律。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通过国家监督进行改良的政纲，作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列宁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一文中说:“显然，只要这些现代奴隶主存在，一切‘改良’都是无聊的骗局。罗斯福明明是被狡猾的百万富翁雇来宣传这种骗局的。他所许诺的‘国家监督’，在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反对罢工和镇压罢工的手段。”[2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各帝国主义国家用调节经济生活的办法日益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列宁又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说:“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28]的确，列宁在世时，新政式的大规模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现在我们研究和认识这种新型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自1898年就进入腐朽、寄生、垂死阶段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亦即美帝国主义能够在8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生命力，还是世界上超级大国，也有利于防止国际共运中的过左情绪、制订共运的正确策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过去中外历史学家评述新政时，只说他挽救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不作进一步分析，是很不够的。 关于避免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大大加强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美、英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是德、日、意等国独裁式垄断资本主义，亦即法西斯主义。现在人们都承认，罗斯福新政只是加强了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使美国法西斯化。究竟是否新政使美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我们不能、也不应随便下判断。我们只能说，在罗斯福就任总统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法西斯化的危险的。扼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来说:“德国资产阶级所采用的法西斯途径并非是德国一国所特有的。它或多或少地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总趋向。这就是大银行家、制造商和地主所策划的方法，他们想以此来克服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在国内和国际上永远肃清社会主义的威胁。无疑地，他们之中那些最反动的分子、即那些大资本家们，梦想建立一个法西斯世界。整个欧洲的这些统治阶层都浸透着法西斯的观点。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和巴尔干各国特别如此。法国的统治阶级中心存在着强大的新法西斯趋向，英国的统治阶级中也是如此，不过程度较小。”[29] 当时美国国内已燃起不少法西斯的星星之火。著名的记者威廉·曼彻斯特比较当时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法西斯化的两种危机时说:“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在他们一边。”[30]1932年9月在亚特兰大成立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又出现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据说有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认为胡佛镇压群众的手段还不够狠毒，已经作好淮备:如果新总统办事不果断，他们就动手。斯梅德利·D·巴特勒将军向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经纪人曾用18, 000美元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A个名誉学位、当过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主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很有势力的共和党人阿尔弗雷德·兰登说:“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1928年和胡佛竞选过总统的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直到危机过去为止。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更赤裸裸地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现在。”[31]罗斯福上台时如此，第一次新政后尤烈。因为第一次新政虽然取得一些成绩，初步稳住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阵脚，但“可怕的是‘新政’显然未能给分成制农民、佃农和靠津贴维持生活的农民、几百万失业者，特别是贫困的老年人带来希望。这些下层阶级的人们，在绝望之中，似乎是准备跟着任何一个提出一套计划的疯人走的。”[32] 在这些“疯人”中，最使罗斯福政府感到焦虑的，是1933年到1935年期间查尔斯·库格林神甫和参议员休伊·朗进行的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运动。库格林神甫在他的势力极盛时，自称有信徒9, 000, 000（这无疑有些夸大)。休伊·朗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仅在他曾任州长的路易斯安那州具有独裁者的身份，他还是全国广大劳动群众抗议第一次新政妥协的主要宣传鼓动着。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认为他对新政具有相当大威胁。罗斯福写信给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说:“我们也正在经受一场休伊·朗和库格林流行性感冒恶病。整个国家每一根骨头都在疼。”[33]为了控制这种政治局势，罗斯福采取非常灵活的办法建立了新的联盟，制订了新计划。他逐渐抛弃那些保守的顾问，聚拢一些性急的朋友，并采纳一种目的在于改善广大群众不幸处境的纲领。其办法是:赤字开支，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美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经济立法计划。这就是第二次新政。[34]福斯特评论说:罗斯福“终于被迫采取肯定的立场，来反对那些想逼美国走希特勒道路前往法西斯主义的财政资本家，而支持那些赞成温和的改良措施和稍微对工人阶级让步的财政资本家。”[35] 第二次新政以后，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处境有一定改善，到1936年大选时，民主党取得了自安德鲁·杰克逊以来最为巩固而孚众望的地位。罗斯福虽然受到那些短视的、坚持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集团反对，但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劳工、失业者、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以及比较赞成用改良方法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集团的支持下，取得了压倒胜利，得选民票27, 751, 597张。而各种法西斯势力(包括库格林神甫和休伊·朗余党在内)组织的联盟党的总统候选人莱姆基众议员，得选民票不过882, 000张。这个党不久也烟消云散。而且，到新政末期，象著名历史学家林克、卡顿所综述的那样，虽然“上述这些以及一些次要的法西斯主义和宗教仇恨的传播者，使美国充满纳粹宣传，孕育着反犹太人情绪，并在1939年以后成为一个巨大孤立主义派别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潜在危险，但他们未能颠覆民主政体，始终不过是一群偏激狂徒。”[36] 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只把美国大规模地、迅速地推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象德、意、日那样推向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当然有许多原因，比如美国自建国以来具有较深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传统;经济基础较德、意、日等国雄厚，其垄断资产阶级还无须孤注一掷;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不象德国垄断资本主义那样面临着危急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象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那样迫切希望重新瓜分世界;等等。但是，除了前面谈到的经济危机和新政期间美国的法西斯活动以外，我们再想想美国三K党活动有时非常猖獗，四十、五十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麦卡锡主义横行一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断言美国绝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反之，罗斯福不独在二次大战时是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一向忠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1930年就任纽约州长时，还特别提到反对法西斯式独裁。[37]因此，结合他所实行的新政的性质来看，要说新政在使美国避免法西斯化方面没有起作用，也是武断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 但一定会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政虽然使美国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不过，“当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个别形式可以用来为劳动人民谋福利。”[38]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不同;“在法西斯国家里，工人、小农和中等阶级形成的政治反对派实际上被摧毁了，而这些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是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39]由于新政推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用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方法，让工人、小农、中等阶级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它局部改变了生产关系，相当程度地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必否认的事实。但是不是象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和白劳德之流所说新政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继续实施下去“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产主义的全面纲领，达到美国的社会主义改组，达到美国经济的共有共管，为全体利益服务”[40]呢?显然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如前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然比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但是，它引起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只是把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变为在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更广泛的联合，即“总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直接占有和经营一部分企业，并对国家经济实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国家仍然控制在垄断资产阶级手里，特别是没有消灭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本质的。[41]因此，新政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不能把美国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社会。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从本质上改变生产关系，它决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共产主义的全面纲领。” 不独理论上如此，新政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也对此作出确凿证明。新政实施以后，它的主要内容就一直在美国保持下来。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是新政的继续。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大富豪政府1952年上台后的头两年，曾企图加以抑制，1954年的中期选举就使共和党在国会势力大减，失去了多数。这就迫使一开始便不敢取消新政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松对新政的抑制，有时反予以加强。整个说来，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内政策根本的“现代共和党主义”，乃是新政与放任主义政策的折衷。1960年以后，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新边疆”，实际上继承了新政传统，并扩大了规模。到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的社会”，更将新政推进到最高峰，也就是美国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美国经济不断增长。 新政以来，这种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的核心，是用大量的国家赤字开支来扩大就业，实行救济，克服生产过剩危机。但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后果是通货膨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由于二战期间及二战以后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基本矛盾还有所加强。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次数更加频繁，[42]其严重程度虽因国家赤字开支日益增加而不及1929-1933年那一次，但也是螺旋式上升的。到1973至1975年的第六次危机，“就许多重要指标来说，……不仅已经超过了战后历次危机期间的纪录，而且有些指标也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持续时间比战后历次危机时期都长，到1975年4月，已达17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了13. 8 %，是战后历次危机期间下降最猛烈的一次。国民生产总值(按固定价格计)从1974年第一季度到1975年第一季度下降7.8%，也超过前五次危机期间的下降率。住房建筑”……固定资本投资……下降……都创战后纪录。……据官方统计，1975年全年失业率达8.5%，成为1941年以来失业率最高的一年。……此外，股票价格猛跌，企业大批破产倒闭，负债达到1, 000, 000美元以上的破产企业数也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新纪录。”[43] 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大量赤字开支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危机还逐渐具有新特点: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两症并发，使1973-1975年这次危机比旧危机具有更大破坏性，而且更难对付。因为不扩大赤字开支就不能解救生产停滞、失业增加的危机，而扩大赤字开支又增加通货膨胀危机，真是防不胜防。1973年以来，这种危机愈加深刻，美国历届政府对它日益感到力不从心，难于招架。[44] 由此可见，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用新政这种美国式的大力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可以克服当时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它用大量国家赤字开支暂时克服了生产过剩危机，稍为限制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的作用，但是，就象害虫逐渐养成一种抗药能力一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逐渐加强它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逐渐深刻，而且日益具有更难对付的新特点。新政式的办法失灵了。最近三年来，美国两次 “滞胀”危机之间，只隔一年另一个月，目前这次危机的有些指标，已接近或超过三十年代危机期间水平。1982年9月间已有17,000多家企业倒闭，1,000万人失业，创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最高纪录。[45]1982年度的财政赤字，则达1,100多亿美元，是历史上最高峰。19 82年11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该报驻美国总分社社长原康的一篇文章:《防止经济大恐慌再次袭来》，其中说道:“现在的局面就象是1929年秋天发生的经济大恐慌的前夜那样。”虽然这是资产阶级报纸文字，但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由以上分析，足见新政式的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法，虽可在一定时期内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造成经济繁荣，但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在起作用，它是决不能永远维持住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并没有过时。 “滞胀”危机的出现及其发展，是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是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涉及的。研究和认识这种规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加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是十分有益而且必要的。 注释： [1]《斯大林选集》第352页。 [2]《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5页。 [3]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William Manchester,The Glory and the Dream)，波士顿,1974年，第20页。 [4] 梅尔文·杜博夫斯基等:《二十世纪的美国》(Melvyn Dubofsky, Athan Theoharis and Daniel M·Smith, TheUnited States in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78年，第203页。 [5]《光荣与梦想》，第56页。 [6] 威魔·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 311页。 [7] 威魔·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 311页。 [8] 道乐赛·刘昌斯:《从新政到新边疆》。〔美〕《马克思列宁主义季刊》,1963年创刊号。 [9]《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10]《列宁全集》第25卷第150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12]威廉·福斯特:《美国的管理经济》。《国际问题译丛》,1956年第10期第36页。 [13]维克托·佩洛:《美国经济中的国家垄断作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9年第6期，第54页。 [14]《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7页。 [15] 塞缪尔·I·罗森曼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Samne I·Rosenman,ed‑The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纽约，1938，第1卷第15页。 [16] 同上，第625页。 [17] 同[15]，第76页。译文见《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27页。 [18] 同[15]，第625页。 [19] 同[15]，第2卷第12页。 [20] 同[15]，第458-459页。 [21] 同[15]，第 751-752页。 [22] 罗斯福把他任纽约州长时的公文与演说集称为《新政的发韧》(The Genesis of the New Deal)，并说他任总统时联邦政府的许多目标和政策起源于他任纽约州长之时(见罗森曼前引书第3页)。 [23] 吉尔伯特·G·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0页。 [24] 约翰·布卢姆等:《美国民族的经历》(John B1um,etc,The Nationsl Eaperience：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73，第651页。 [25]〔法〕安德烈·莫会瓦:《美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4页。 [26] 同[18] [27]《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9页。 [28]《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页。 [29]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第316页。 [30]《光荣与梦想》第57页。 [31] 以上均引自《光荣与梦想》。 [32] 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美国时代-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Arthur S·Link&William B·Catton, American Epoch -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纽约，1980,第1卷第391页。 [33] 转引自安德烈·莫鲁瓦:《美国史》第203页。 [34] 同[32]，第389-390页。 [35]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第352页。 [36] 同[34]，第428-429页。 [37] 塞缪尔·I·.罗森曼编:前引书，第1卷第95-96页。 [38] 同[13]，第59页。 [39] 同[12] [40] 白劳德在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1938年纽约版，第93页。 [41] 参看张赤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发展》，《世界经济》，1981年第6期。 [42] 十九世纪平均十年一次，二十世纪开始至1937年平均六年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69年乎均四年一次。见〔苏〕谢·阿·达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468页。据现时材料，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73年，为平均四年一次，而1979至1980年两次之间，则只隔一年零一个月。 [43] 武汉大学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人民出版社，1976，第3-4页。 [44] 1982年6月号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的第一篇文章是保罗·斯成齐的《生产为什么停滞?}(Paul M,Sweezy, Why Stagnation?)可参考。 [45] 于恩光:《谈谈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l982年12月2日《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