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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移民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几个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人流——四千五百万人——从四面八方跨洲越洋来到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吸引了数目这样众多、民族（或种族）这样庞杂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但绝大多数来自欧洲。1880年以前，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移民——美国人称他们为“老移民”——占压倒多数；但从1880年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即美国人所谓“新移民”——逐渐占了优势。那么，这些“新移民”有哪些不同于“老移民”的特点？为什么他们不那么受欢迎？限制和反对他们入境的论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1860—1920年期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三倍多，即从三千一百多万增加到一亿零六百多万人。[1] 在全国人口增长中，外来移民占有很大部分，仅在这六十年间，就有二千八百多万移民涌入美国。[2] 这个时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数目出现了三个高峰年代：即1881—1890年入境移民有五百二十多万人，1901—1910年高达八百七十多万人，1911—1920年降到五百七十多万人。 1880年以前四、五十年间，美国的大部分移民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等西欧和北欧各国，他们被称为“老移民”，其数目在1880年达到了高峰，以后就大为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本国工业广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激增的缘故。 从1880年开始，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日益增加，到1890年汇成了一股移民洪流，超过了来美移民总数的一半，到本世纪头十年间更增加到占来美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3] 这些“新移民”分属于意大利、斯拉夫和犹太三个民族集团，主要来自欧洲三个国家：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移民数量的增长情况如下图所示。[见下页] “新移民”具有不同于“老移民”的一些特点。首先，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主要是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徒，而“老移民”主要是新教徒。其次，他们操本国或本民族语言，不能讲英语。第三，他们来自比“老移民”（爱尔兰人除外）贫穷得多的国家，因而他们原有生活都较贫困，教育和文化程度也较低下，他们当中文盲比率比“老移民”要大得多，但是男性和青年在他们中所占比重都超过了“老移民”。第四，他们到美国后，大多数去城市谋生，在那里本民族聚居区定居，自成一个社团。
[注]1905年以后，奥地利与匈牙利分作两国登记；1899—1919年波兰移民包括在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的移民之内。资料来源：伦纳德·J·内尔斯坦和戴维·门里斯，《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版，附录，表A.1. “新移民”之所以离乡背井，移居美国，基本上同“老移民”一样，也出于本国生活无着和难以忍受的政治、宗教迫害等方面的原因。不过，由于时代和地区情况的不同，促使他们离乡外迁的因素也有一些特点。第一，在十九世纪后期，由于欧洲国家对不同教派的容忍精神日增，宗教信仰问题一般说来已非移民出境的主要原因。但是东欧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宗教迫害仍然盛行，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比如，在沙皇俄国，特别是在它占领下的波兰，歧视犹太人及其宗教的现象就很突出，八十年代初就发生过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后来还发生了几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结果造成犹太人大量离境外迁。据统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从东欧来美国的犹太人移民在二百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也有一部分来自奥匈帝国。第二，由于受政治迫害而大量出境的是波兰人，他们在波兰被瓜分后受到异族的暴虐统治，对俄国和德国占领当局推行的俄罗斯化和日耳曼化的奴役政策深恶痛绝，因而纷纷外迁。第三，由于原有的农业秩序的破坏和严重歉收，东欧和南欧各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相继离境外迁。这种现象在意大利最为突出。当时小麦和柑桔等水果价格在世界市场的暴跌，导致了意大利农业的衰落，从而使得原已生活贫困的农民陷入绝境，只有离乡外迁，别无出路。后来，有些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宣称，那时“如果我们仍然留在意大利的话，那么只有当作食物互相吃掉了。”[4] 当时，在奥匈帝国，许多农民因丧失土地无以维生，而新建的工厂又寥寥无几，根本无法吸收无地的农民和失业者。这就导致大量的马扎耳人和斯洛伐克人离乡背井，移往美国。 “新移民”到美国后，主要分散定居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俄亥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中多数定居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等州，也有些前往伊利诺斯州和俄亥俄州谋生。他们虽然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农业地区，但其中多数人却定居在日益发展的美国城市中，特别是象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那样大城市中，这是因为那里工厂林立、商业发达，就业机会众多，而且在民族聚居区里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和同胞，这自然有助于他们谋生和适应新的环境。这些不同民族的聚居区俨然象个大城市里的小城镇，有些美国学者称它们为“被包围的飞地”，比如纽约市里一直沿续到现在的“小意大利区”、“犹太人区”和“斯洛伐克人区”等就是这些“飞地”的例证。当时，他们基本上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区，所以没有与土生的美国人融合起来，也与其他民族聚居区互相隔离，不大来往。大多数“新移民”之所以弃农务工，固与美国“边疆消逝”后，“自由土地”日益减少有关，但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购买农田的资金，又不掌握新的农业技术，所以不大可能从事农业生产。他们除了充当工矿企业的劳动力外，别无其他选择。正是这一大批的俄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为美国工矿企业提供了它们所迫切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新移民”到美国后从事的职业虽然是各种各样的，但由于民族聚合力的作用，往往集中于某些行业或从事某几种职业。比如，“新移民”中最大的民族集团意大利人从事的职业虽然广泛，但大部分集中于以下几种职业：接替爱尔兰人，成为铁路工人、建筑队工人以及矿工；经营果园、葡萄园和城郊的蔬菜农场。斯拉夫人多在密执安、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等州的矿山和工厂劳动，也有些在芝加哥屠宰场和炼钢厂充当工人。犹太人主要是在大城市里开店铺，作小生意，也有不少在雪茄工厂和酿酒厂当工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因受过教育，有些文化，往往被工厂录用为技术工人。后来，犹太人就凭借他们掌握的一些工艺，在纽约市的服装行业中长期占有优势。 总的看来，“新移民”承担的工作大部分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是土生的美国人和“老移民”所不屑干的既劳累而又肮脏的活计，但是为了谋生，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的重活和粗活。 二 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般是赞成广泛吸收外来移民的。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和技术，因此开发资源、开拓土地和发展经济都有赖于继续不断的移民洪流；第二，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力量同化外来的移民，认为美国是形形色色的民族的“熔炉”，经过这座“熔炉”的冶炼，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美利坚民族将日益发展壮大。 美国开国元勋们也把外来移民看成是一种资产，所以主张把他们“作为国家财富新增的有价值的资产加以欢迎”。[5] 长期以来，外来移民确实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而巨大的贡献，但是有些土生的美国人并不认为移民的到来是件“真正的好事”，他们和早先来的移民不断要求削减外来移民的数量，在某些时期也出现过反对移民自由入境的运动。早在1789年，亚当斯总统颁布的归化法和客籍法等就反映了这种排外情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无所知党”也反对移民入境，主张延长外国人入美国籍所必需的居住年限。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使得联邦政府不愿也不能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后来，在排外主义者不断鼓动下，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明文规定在十年内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以后又一再延长期限，企图使之永久化。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人这种矛盾的双重心情日益加重，既为美国自称为“世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感到自豪，又对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有所疑虑，有时甚至感到恐惧不安。他们进而要求在接受移民入境时实行选择和限制。这种要求首先是由一些工会组织提出的：它们一方面认为移民为企业主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下降；另方面把移民视为工会活动的“绊脚石”，在“劳资纠纷”时期移民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往往被企业主雇佣来接替罢工工人，致使工会的主要斗争武器——罢工失去了效用。[6] 但是，多数企业主的代言人却为自由移民政策辩护，反对限制移民入境，并且断言如果对外来移民强加限制，那将发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从而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土生的美国人和保守派人士也害怕日益增多的各种各样的外来移民会危及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特别是害怕移民当中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会在美国煽动和制造“骚乱”，从而威胁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7] 担忧的是外来移民也带来了贫困、疾病和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8] 这种恐惧和担忧因报刊大事宣扬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把各自的社会渣滓倾倒给美国而更加剧。然而，宗教偏见在煽起美国排外主义情绪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先是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的陆续涌入，继而是东欧和南欧各国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大批到来，都被看成是对美国新教性质的威胁，从而导致殖民地时期反对天主教活动的复活。十九世纪中叶，费城爆发的捣毁天主教会和袭击天主教徒的暴力事件，就是突出的事例。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新移民”入境的数量达到了高峰，那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各个口岸蜂拥入境，其中绝大多数一贫如洗，而且能讲英语者寥寥无几，因此不少美国人都感到惶恐不安，排外主义情绪更形增长。这种惶恐不安，除了上述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和忧虑以外，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由于“新移民”中天主教徒数量的激增和各州天主教区学校的不断扩展，美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活动更加剧烈了。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除限制移民入境外，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支持国家义务教育法，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鉴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的力量日益增长，这个协会公开宣称：“虽然美国人口中只有八分之一是天主教徒，但却有一半公职人员是天主教徒……，文官考试中天主教徒受到偏惠……，所有公务员都不得不对天主教慈善事业作出贡献”。[9] 这种反天主教的歇斯底里到1893年达到高峰，那一年它还利用关于罗马教皇写信命令入境的天主教徒消灭美国一切异教徒的谣传，大肆煽动公众反对天主教的情绪，以致有位市长甚至要求州的国民警卫队来制止即将发生的“屠杀”。[10] 实际上这是由于莫须有的捏造而引起的恐慌。第二是关于所谓同化的问题。许多美国人认为，“老移民”与土生的美国人既属于同一血统的种族，即盎格罗——萨克逊种族，又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因此他们入境后很快地与当地美国人融合起来，同化于美国社会即“美国化”从来不成为问题。但是，“新移民”却属于多数美国人所不熟悉的种族，即南欧的意大利人以及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他们被认为远不及盎格罗-萨克逊种族那样优秀，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也不相同。因此，在数百万“新移民”身穿各族的“奇装异服”，操着“陌生”的语言，一下子涌进美国许多城市的移民聚居区后，美国人自然产生不安和困惑，认为他们是“令人厌恶的、难以同化的并且敌视或漠视美国社会准则的”[11] 一帮人，同时竟把当时美国盛行的贿赂、暴力和犯罪等社会现象都归咎于他们。 在排外主义组织的鼓励下，美国人对“新移民”的恐惧和厌恶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限制移民入境。1894年在波士顿建立的“限制移民联盟”认为，以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是限制移民入境的最好办法，要求联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办法主要是针对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新移民”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文盲。接着，一个杜绝文盲移民入境的宣传运动便广泛展开了。有些种族主义者也宣称，决定美国是由“历史上自由发展的、精力充沛的和积极进取的英国、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种族，还是由历史上受压制的、返回原始状态的和停滞的斯拉夫、拉丁和亚洲的种族来提供人口”[12] 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一项限制移民入境的方案——“文化测验”便应运而生了。在共和党支持下，国会于1896年通过了文化测验法案，但为克利夫兰总统所否决。克利夫兰坚持美国仍应是“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并且批驳了“新移民”不如“老移民”那么称心合意的结论。他说：美国人对“老移民”也曾有过“同样的议论”，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现在却被认为是我们最好的公民”。[13] 这个法案虽被否决，但排外主义者并不肯甘休，仍在继续进行宣传鼓动。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就移民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907年任命一个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即以其主席、参议员威廉·迪林厄姆著称的委员会——来研究整个移民问题。这个委员会经过三年半的调查研究，于1911年提出了长达四十二卷的报告。报告基本上重复了排外主义者限制、贬低“新移民”的论调，而且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乃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的设想。它宣称：“尽管美国人一如既往欢迎各国的被压迫者，但必须考虑移民的质量和数量，以免给同化过程造成太大的困难。”[14] 它还煞有介事地担心说，那些没有手艺，甚至连自己本民族语言也不会读和写的“新移民”，与其说他们将成为美国社会的财富，还不如说是美国的包袱。[15] 因此，它的结论是：建议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作为他们入境的先决条件。在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期间，这个报告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为排外主义者的宣传鼓动壮大了声势。因此，1913年和1915年国会又两次通过类似的法案，但分别为塔夫特总统和威尔逊总统所否决。1917年，国会不顾威尔逊总统的再度否决，[16] 终于通过了文化测验法案，其中规定：凡成年的外国移民不能阅读一段“一般使用的不少于三十个也不超过八十个单词”的英文或其他文字者，[17] 一律不得入境。这样，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部分地关闭了。这是因为到本世纪初期，美国已不那么迫切需要移民来补充它的劳动队伍了。实际上，到1920年，美国人口通过自然增殖和外来移民已超过了一亿大关，[18] 其中青、壮年男子占较大的比重，所以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劳动力了。 三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移民的来源虽然不同，移民流入量在各个时期也不平衡，但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也不管是来自欧洲还是来自其他大洲的移民，都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对美国提供了它所迫切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协助开发了它丰富的自然资源，扩大了美国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丰富了美国思想文化生活。如果没有长期间外来移民的不断流入，美国既不可能迅速上升为世界强国，也不可能取得它在当今世界所占有的地位。这是当代美国和国际学术界所一致公认的。但是，在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并不完全是这样看的，有些美国学者从种族主义偏见出发，采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提出了种种论点来诋毁“新移民”和贬低他们对美国发展的作用，从而为限制和反对“新移民”入境的主张提供根据。这些论点既没有科学的根据，也不符合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加以剖析。 论点之一是“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不仅给美国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加重了失业，[19] 导致国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是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看法。其实，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移民的大量流入既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少社会问题。比如，企业主们雇用移民的廉价劳动力来破坏工人罢工和压低工人工资，资本主义工厂的血汗劳动倒使得成千上万的穷苦工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城市住房长期过分拥挤状况和贫民窟的不断扩大造成了疾病流行和犯罪率的增长等等。这些社会问题由于美国政府在社会、经济方面推行的放任自流政策而更加剧。但是，决不应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更不能以此作为限制和反对他们入境的借口。 至于外来移民会加重失业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工人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现象，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无论移民出境的国家还是接受移民的国家都要遭到严重的打击，同样会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美国即使没有接纳大量的外来移民，也不会减轻它因经济危机而产生的失业现象。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出现的空前规模的灾难性的失业现象就是个明显的例证，那时限制移民入境的1924年“配额法”已实施了好几年，入境移民因而减少到最低限度。这表明，美国失业现象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加重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外来移民的增多倒促进了美国投资和就业率的增长。因此，有位著名的英国人口统计学家在分析移民对美国经济的作用时，就明确指出：“外来移民在其数量上升阶段乃是促进投资、收入和就业增长率的强大因素，反之在移民数量下降阶段，……这种促进因素的力量就自动缩小了。”[20]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国历史表明，外来移民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美国国民生活水平。当然，促成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但是在移民与经济的增长两者之间却有直接的关联，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外来移民数量的多寡为一方与以国民人均收入和资本投资的变化率为另一方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关联。如果以1869—1878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总数，国民人均收入和投资三者的百分比为基准，那么拿1873—1884年间与1869—1878年相比，就会看到随着入境移民总数增加百分之三十六，投资就增加百分之七十四，国民人均收入（即国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指数）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拿1889—1898年与1884—1893年相比，入境移民总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投资相应地减少百分之八，而国民人均收入仅增加百分之四（这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最低的增长率）。本世纪头十年是“新移民”涌入美国的高峰年代，如果拿1899—1908与1894—1903年相比，入境移民总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投资的指数相应上升百分之七十五，国民人均收入也上升了百分之十四。[21] 从上述三者关联的变化比较来看，入境移民的增加，特别是“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不仅没有降低美国国民生活水平，而且提高了这一水平。所以，1942年出版的美国大学通用的美国史教科书写道：在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一般是居于欧洲的前列，并且在外来移民以空前规模涌入美国达半个世纪之久以后，它仍然保持了比除丹麦、瑞典等少数国家以外欧洲国家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22] 论点之二是“新移民”中技术工人所占的比例比“老移民”小得多，因而不大能适应美国当时的需要。据称，在“老移民”中技术工人的比例较“新移民”中的比例多一倍以上。[23] 但是，这种论据是需要认真商榷的。首先，把1899—1909年的“新移民”与同一时期“老移民”作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本世纪初来自西、北欧的不熟练工人在很大程度是为来自东、南欧的不熟练工人所取代了。这样，技术工人在西、北欧移民占的比例就显得高了，而在东、南欧移民中的比例却相应降低了。如果拿1899—1909年“新移民”与稍早时期即1871—1882年“老移民”相比，那就会得出很不同的结果：两个集团内的技术工人所占的比重就没有多大差别了，即“老移民”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对“新移民”的百分之十八点一。[24] 其次，在讨论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时，有些美国学者既把入境移民中技术工人的重要性估计过高，又忽视了不熟练工人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时期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十九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和大企业的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已由工场手工业阶段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阶段，熟练技工也被改造为机器大工业的一部分，旧的熟练技工为新的技术工人所取代。这个时期来自欧洲移民中的技术工人不言而喻是旧的熟练技工。他们也要受到美国新兴工业的改造，成为新的技术工人，或者因旧的技艺被淘汰而沦为不熟练工人。所以不能对欧洲移民中技术工人的作用估计过高。另一方面，在本世纪头十多年中，大量入境的“新移民”虽然大多数都是不熟练工人，但他们却正适合美国机器大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时，美国电气、化学和汽车等大型企业都在开展技术领域的革新，实行工业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工序，从而把工人的技术缩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工人不需要有多少训练和经验便可胜任机器作业。这样，新来的为数众多的不熟练工人被大型企业吸收充当底层的工人，而底层的工人却构成了大型工业生产体制的金字塔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从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变化的角度来看，1899—1909入境“新移民”中文盲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一事实并没有成为严重的不利因素，相反地却更加强了改进机器设计的需要，从而使没有文化的不熟练工人也能操作。 论点之三是“新移民”难以同化于美国社会，实现所谓“美国化”。理由：（一）他们集中在城市本民族聚居区，自成一个社团，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二）在聚居区只操本民族语言，不会讲英语，也不大同本地美国人交往。其实，这些理由都是限制和排斥“新移民”的借口，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入境的德国移民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除在纽约市形成一个“小德国”聚居区外，还在中西部各州组成了一些德国移民聚居的社区。在这些社区里，他们不仅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而且只讲德语，创办了不少德语报纸和刊物。对于他们自成一体的隔离现象虽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异议，但根本没有提出过难以同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显然是与美国当时盛行的种族优越论有密切的联系。在种族优越论者看来，来自东、南欧的“新移民”无论在血统上和智力上都远比来自西、北欧的“老移民”低下，他们具有与北欧日耳曼民族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因而很难接受美国的制度和社会准则，实现同化的进程。但是，这种种族优越论的看法既没有科学的根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关于这一问题，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根据“新移民”入境后的历史发展实际写道：“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新近的移民（指“新移民”—作者）在政治智力方面低于早先的种族（指“老移民”——作者，下同）或者对民主制度的忠诚少于早先的种族。”[25]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乃民族熔炉”这一思想信念的盛行时期，那时，移民同化于美国社会或“美国化”的涵义被解释为“必须离开他们旧世界的老家，放弃习以为常的社会风俗，并且使自己适应新世界的新环境和新的社会制度。”[26] 据此，实现移民同化或“美国化”就必须完成以下三个连续步骤：即弃旧、适应新环境和完全“化”入了美国社会。应当指出的是，那时“熔炉”思想特别强调将不同种族及其不同文化绝对熔化于一炉，从而形成新的美利坚民族和单一性的文化。因此，如果外来移民已使自己适应美国的新环境和新的社会制度，但仍保持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话，那就被认为没有实现同化，甚至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美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就曾告诫一批新入籍的移民说，“任何人，如果把自己看作是居住在美国的某一特定民族的成员，就算不上一个美国人。”[27] 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美国社会思想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关于同化的涵义也有了变化。美国除了坚持移民必须适应美国社会制度和保持政治上对美国的忠诚外，开始对境内各民族及其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发挥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精神，使其“和谐并进，共同发展”。 从同化涵义的这种变化来看，“新移民”不仅不是“难以同化的”，而且还以他们的文化特征和历史遗产丰富了美国的思想、文化，使之更加丰富多彩。 （本文曾经发表在《社会科学阵线》1986年第2期） [1]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华盛顿1975年版，第一部分，第8页。 [2] 同上，第105—109页。 [3] 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一九OO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3年版，上卷，第11页。 [4] 伦纳德·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里门斯，《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版，第33页。 [5] 《因战争或暴政而逃离本国的难民事迹，美国难民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华盛顿，1952年版，第346页。 [6] 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年》，商务中译本，1984年版，第32页。 [7] 格伦·波特主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版，第3卷，第1080页。 [8] 同上。 [9] 伦纳德·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里门斯，《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版，第53页。 [10] 同上，第54页。 [11] 伦纳德·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里门斯，《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版，第55页。 [12] 同上，第57页。 [13] 同上，第57页。 [14] 转引自威利·P·亚当斯，“移民问题与美国的经验教训”，载《交流》1983年第四期，第8页。 [15] 同上，第10页。 [16] 威尔逊总统之所以一再否决这一法案，是因为企业界强烈反对这一法案。据说，威尔逊接到一大堆企业家写给他的信件和请愿书，弄得他应接不暇。参看哈里·沙伊贝《美国经济史选读》，纽约1964年版，第394页。 [17] 理查德·B·莫里斯主编，《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纽约1976年版，第675页。 [18]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一部分，第8页。 [19] 哈里·杰罗姆，《移民群与商业周期》，纽约1962年版，第209页。 [20] 布林利·托马斯，“外来移民在经济方面的积极贡献”，载哈里·沙伊贝《美国经济史选读》第401页。 [21] 同上，第397页。 [22] 塞缪尔·E·莫里森等，《美国共和国的成长》，纽约1942年版，第2卷，第176页。 [23] 参看J·W·詹克斯等，《外来移民问题》，纽约1912年版，第31页。 [24] 布林利·托马斯，“外来移民在经济方面的积极贡献”，第400页。 [25] 塞缪尔·E·莫里林等，《美国共和国的成长》，纽约1942年版，第2卷，第175。 [26] 同上，第174。 [27] 转引自威利·P·亚当斯，“移民问题与美国的经验教训”，载《交流》1983年第四期，第1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