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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除了原有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外，所有美国人不是外来移民，便是外来移民的后代。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但也有来自非洲的黑人（他们多属非自愿移民），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黄种人和混种人。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在美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经过长期的繁衍与融合，逐渐形成一个以欧洲白种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这些移民无论来自哪些国家和地区，也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1]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史学家编篡的美国史、特别是美国史教科书主要是白种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历史，[2] 忽视或贬低了少数民族如黑人和印第安人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如果说，那时黑人和印第安人在某些美国史教科书中还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就更看不到了。 族裔史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引起日益广泛注意的新领域，有关族裔群体和移民史的论著日益增多。数十年来，美国在族裔史学方面，都有哪些有影响的著作问世，出现了哪些分歧和争论，其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评述的问题。 一 涌入美国的外来移民分属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在美国定居后，分别形成不同的族裔群体（Ethnic Groups）。根据西方社会学的定义，“种族”涉及到不同人类群体由于遗传造成的身体特征，“民族”涉及的则是由于文化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于语言、宗教、民族起源以及其他独特的文化特征等，“族裔群体”就是由于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和高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统一体的许多人。至于什么是“族裔关系”（Ethnicity）？[3] 却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不大容易下个确切的定义。美国著名的移民史学家鲁道夫·维科利将族裔关系解释为“以共同历史的观念为基础的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4] 大多数外来移民初到美国时，只有一种群体身分的原始概念：即限于出生地的村庄或地点。到美国定居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爱尔兰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等等。这既是别人加诸移民的身分，也是受到移民社区族裔意识日益增强的鼓舞的结果。只要外来移民分散开、参加地方教区集团，那他们无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都将无足轻重，而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民族，那就有分量了。所以，“族裔群体主要是美国环境的产物”。[5] 对于外来移民政策，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就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对待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新移民”。 有些学者提出了限制“新移民”入境的论点，认为那些“口齿不清”、“出身卑微”的“新移民”涌入美国不仅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加重了失业。[6] 还强调说他们难以同化于美国社会，实现所谓“美国化”。这些论点都是以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为出发点的，它们既缺乏科学的根据，也不符合美国历史实际，因而遭到学术界不少学者的反驳和批评。[7] 在这场争论中，受种族优越论影响的美国历史学家倾向于限制和贬低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移民，而族裔历史学家则凭借对其祖先表示尊敬的作品来自卫，阐述东欧和东南欧移民背井离乡、涌向美国的来龙去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外来移民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真正领域，许多族裔学者发表了内容充实、立论鲜明有关挪威、德国和瑞典移民的学术论著。[8] 但是，对大西洋迁徒提出较全面的解释的却是马库斯·汉森，他把外来移民史与美国西进运动、清教主义和政治民主制等主题结合起来考虑，强调外来移民易于接受美国的价值准则。[9] 就是这些具有进步学派传统的历史学家也认为种族、宗教和民族的差别只是暂时失常的现象，将为“美国化”的发展进程所消除。当时，美国社会是个“熔炉”的论点正在盛行，鼓吹美国所有种族和民族在生物学方面和文化方面都将在这个熔炉中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民族和一种崭新的文化。正像1908年美国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创作的后来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的流行戏剧“熔炉”所宣扬的信念：美国是上帝的熔炉，是一个大熔锅，欧洲的各个种族都在这里被熔化和重新组成！……（移民）来到的这块土地上有上帝点燃的火……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一起进了熔锅！上帝在制造美国人。[10] 换句话说，那就是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得放弃它独特的文化特征，将自身熔化于WASP [11] 的主流文化中，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并且通过通婚消除群体之间身体上的差异，从而实现种族同化。对“熔炉论”的宣扬不仅在20世纪头几十年，甚嚣尘上，风行一时，而且一直持续到战后50年代。 二 族裔史学是美国史学的一个领域，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不仅取决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变，而且也同国际政治形势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1941年美国参战与战后出现的“冷战”都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治，这时国内一切分歧都应服从于击败轴心国和战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共同目的。凡背离美国社会准则的文化歧见和政治异端一样，都被怀疑可能是共产党策划的“颠覆阴谋”。“忠诚宣誓”被视为对美国效忠的标志。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出现似乎保证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一切标志着保守势力在美国占据了优势，其影响所及，就是美国史学思潮也日趋保守，出现了在美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利益一致论”。在“利益一致论”者看来，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大体上是一致的，阶级和族裔的差别一直不是基本冲突的根源。用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利益一致论”的要点是“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连续性，美国制度的稳定性以及社会组织的坚韧性”。[12] 在“利益一致论”的思潮日趋泛滥的情况下，“熔炉论”在50年代美国又趋风行。美国学者威尔·赫伯格提出了“三个熔炉”的模式：即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个熔炉，但它们三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管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怀有接受美国生活方式的信念。[13] 著名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于1951年出版了《拔根者：构成美利坚民族的伟大移民群的史诗一般事迹》，用“拔根者”这一生动而形象的词汇来表达他的移民史观，在许多方面为美国族裔关系定下了基调。书中赞美了美国社会环境巨大的感化力量，它使外来移民抛弃他们旧世界的文化，并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从而形成崭新的美利坚民族和单一性文化。这是一部开创美国移民史研究新局面的权威著作，倍受当时史学界的推崇与赞扬。但不久便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挑战。 从60年代起，美国社会受到国内外政治形势剧变的冲击，陷入了一场大变动。“冷战”的失败，侵越战争的失利，加上杜鲁门“公平施政”与肯尼迪“新边疆”等施政纲领相继失灵，这一切使广泛宣传的“美国世纪”成为泡影。与此同时，国内以民权运动为主导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运动相继展开，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巨流。它既削弱了美国政府的统治，也冲击了学术界盛行的各种“利益一致论”。在这种形势下，“熔炉论”同“利益一致论”一样也遭到了严肃的批评。1963年，内森·格拉策与丹尼尔·P·莫伊尼汉合著的《在熔炉以外》一书，对纽约市各族裔群体作了比较研究，指出“熔炉论”所宣扬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而且事实上，这些族裔群体都有其延续性。“族裔关系仍旧是大都市生活的主要力量”。[14] 1964年，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维科利在题为“芝加哥的康塔迪尼 [15]：评《拔根者》一书”的论文中，对汉德林的论点提出了严正的批评，认为汉德林对外来移民的观点是不符合美国历史实际的，因为他说外来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拔根者”的农夫）有破坏经历，而且在美国“熔炉”里融合过程中，丧失了与他们过去有意义的联系。经过对芝加哥的意大利裔农夫的细致考察，维科利论证说，旧世界文化在移民横越大西洋后仍然留下来，而且在他们对美国的适应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为开展今后移民史的研究，维科利还提出两项有意义的建议：第一，应对外来移民的旧世界文化背景及其迁徒的经历作审慎和周密的考察；第二，对外来移民的不同群体及其文化特征作比较研究，以探索他们分别适应美国环境的各种各样的模式。[16] 汉德林的“拔根者”与维科利的“康塔迪尼”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移民观，前者断言移民到美国后割断了与故国（土）文化联系，后者则强调移民在文化上的连续性。后来，多数历史学家在两者之间，都倾向于强调文化上的连续性，而非断绝关系。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如约翰·博德纳和弗吉尼亚·杨斯一麦克劳克林 [17] 等对这一争论采取中间立场，认为移民并没有割断或是抛弃故国（土）原有的文化传统，但也不是完全无变化地保留下来。他们提出一种有选择性适应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社会形式和社会价值被抛弃了，可是其它有用的传统和文化却被保留了。[18] 到60年代中期，重新评价外来移民与族裔群体在美国历史中作用的论著日益增多，可是迟到60年代末，族裔关系仍是美国历史上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外来移民一直是而且仍然是美国历史中研究不充分的领域。”[19] 还没有一部综合阐述族裔关系的适用教科书。[20]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促进美国移民史和族裔关系研究的有利因素。首先是年轻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新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历史学家受到民权运动和新左派意识形态的鼓舞，开始搜集文字和口述的资料，研究那些所谓“口齿不清”、“出身低微”和在美国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外来移民的经历，用自己的价值观来撰写他们的历史，从而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真相。其次，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相继建立，研究人员也日益增多。1965年由少数学者发起创立的“外来移民史学会”到80年代已有700多会员，它创办的《美国族裔历史杂志》（季刊）已成为美国移民史与族裔群体研究的主要论坛。新、老族裔历史学会也相继展开了学术活动。老的族裔历史学会如“波兰裔美国人历史协会”恢复了元气，新的机构如“美国意大利人历史协会”创立起来了。“明尼苏达大学外来移民史研究中心”在搜集、编篡东欧和东南欧移民群体的资料方面作出显著的成就，成为其它研究机构仿效的榜样。第三，在外来移民中，族裔自我意识明显增强了。这种增强表现于多种方式：如族裔传统节日的恢复以及学习族裔历史、文化和语言兴趣的增长等。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根》一书的出版及其拍摄成电视节目都给予美国人追“根”、探查家谱的活动以巨大的推动。同时，族裔研究的运动在学校里也有了进展。1972年，美国国会设立了“族裔遗产研究方案”，其目的就是为在校学生提供机会，了解他们各自文化遗产的性质，并研究国内其它族裔群体在文化遗产方面的贡献。尽管国会为这一方案的拨款是有限的，而且在里根执政时期完全中止了，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它是联邦政府首次明确认识到美国是个多族裔的社会，“每一族裔群体对国家遗产所作的不同的和独特的贡献。”[21] 这自然有利于从文化多元论的观点对学生进行美国历史和社会的教育。 移民历史研究的国际化是族裔史学这个领域中最有意义的新发展。正当美国学者以新的兴趣研究族裔群体及其历史时，欧洲移民出境国的学者也在研究群众离去对他们各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影响。1960年，瑞典著名学者弗兰克·西斯尔思维特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历史科学国际会议上提出题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移向海外的移民群”的论文[22] 最令人瞩目。他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考察欧洲移民群问题，认为欧洲移民群是随着欧洲人口增加和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而出现的，强调欧洲移民并非只涌向美国，而是以更大的强度冲向拉美，还有欧洲各国（或地区）内部的迁徒也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总之，他把欧洲内部迁徒与海外移民看成是互有关联的多方向性的人口运动。同时，欧洲各国学者对移民出境较多的城市，如乌普沙拉[23]、 克拉科夫、布达佩斯和罗马等城市移民群离乡背井横越大西 洋的原因和背景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极其丰富的文献。欧、美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问题探讨不仅扩大了美国学者研究移民史和族裔群体的视野，而且为在这个领域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移民史和族裔群体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美国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无论是质或量都有个飞跃的情况。新的观点、新的方法以及引起争论的解释使得移民史和族裔群体成为一个生气勃勃和具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仅举一例来说明：70年代以来研究这一领域的博士论文数比以前80多年的总和还多。[24] 这些年来，这个领域的学术成就已总结收录于两部综合性著作中，一部是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主编的《哈佛美国族裔群体百科全书》（1980年），另一部是琼·霍姆奎斯特编辑的《他们选择了明尼苏达：对该州群体的考察》（1981年）。 尽管取得这些成就，多元论族裔历史还受到了一些严峻的批评。有的评论家把族裔类别的学术研究与族裔类别的社会运动混淆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制造出来。对族裔关系的指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进主义者，他们指责强调族裔身分是一种掩护种族主义和其它反动政治的烟幕，而且掩盖了社会阶级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指责多元论者煽动民族间的不和，而且否定了共同的美国民族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70年代“族裔复兴”主要是由族裔空想家策划出来的，无须予以认真考虑。从70年代末起，有一些评论家异口同声地向多元论族裔史学家提出了质疑。在这些评论家当中，有些还是族裔研究领域的先驱。比如，阿瑟·曼不满于族裔关系的“无节制行为”，因而论证说，“美国人的共同文化比他们中的族裔差别更重要得多”。[25]“新族裔史”创始人约翰·海厄姆对族裔关系造成不和的趋势越来越感到不安。1982年，他心甘情愿地宣布：“族裔复兴是过去了，族裔研究的时代已告终结”。[26] 在1983年向“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会议宣读的一篇论文中，他强烈要求美国历史学家应“超越多元论”，致力于在美国造就一个民族的“大课题”。但是，这些对新族裔史的批评主要出于对族裔差别造成的政治后果的焦虑，而非反对用文化多元论解释美国历史的构想。当然，族裔社区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这些社区经常出现过分自我中心的现象，忙于它们自己的议事日程，不愿为共同利益而与其他社区协作等。 无论如何，族裔运动在美国有了日益增长的发展，族裔关系在80年代美国仍起着强有力的作用。对1980年人口普查提出关于祖先问题 [27] 的回答中，有83%的美国人说出自己所属的民族或他们祖先的民族，仅6%的人简单回答说自己是美国人。[28] 这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知道他们所属的民族或他们旧世界的祖先，弄清族裔身分在美国社会中仍将继续下去，一般人追 “根”和探查家谱的兴趣有增无减。 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同，美国官方从未发表过支持文化多元论的政策，有时甚至还公开宣扬“熔炉论”。比如，里根总统在1984年8月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有140个国家的体育健儿来到美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说美国人民带有全世界140个或更多国家的血统，并且强调说：“种族、信念和民族性这样有意义的混合只有在美国、只有在我们的熔炉中实现”。[29] 但是，里根竭力鼓吹“熔炉论”并不能改变美国族裔多样性，也不能阻止族裔群体发展的趋势，因为族裔群体和族裔关系已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美国社会一个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外来移民史和族裔关系的研究定会有长足的发展，取得更多的成就。 长期以来，“熔炉论”虽然在美国被大肆宣扬，但它终究只是一个梦想，而非现实；文化多元论虽然不是美国官方的政策，但它是美国生活的现实，是处理美国族裔多样性合情合理的方式。 （本文曾经发表在《东师史学》1994年） [1] 参看拙作：《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 [2] 参看詹姆斯·奥尔森，《美国历史中族裔的一面》，纽约1979年，第XX页。 [3] Ethnicity也可译为“族裔类别”。 [4] 鲁道夫·J·维科利：《一个世纪的美国外来移民（1884——1984年）》，明尼苏达大学1985年，第6—7页。 [5] 维科利，前引书，第7页。 [6] 参看哈里·杰罗姆：《移民群与商业周期》，纽约1926年，第209页。 [7] 参看拙文：《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兼评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限制“新移民”入境的论点》，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8] 比如西奥多·布利根：《去美国的挪威移民群》，两卷，诺斯菲尔德，明尼苏达，1931—1940年；卡尔·威特基，《德裔美国人与世界大战》，1936年；乔治·M·斯蒂芬森，《瑞典裔美国人对世界大战的态度》，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协会”，《年报》，第10卷，第1部分。 [9] 马库斯·L·汉森：《美国历史中的外来移民》，坎布里奇，1941年。 [10] 转引自伊恩·罗伯逊著：《社会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年，上册，第388页。 [11] WASP是英语White Anglo-Saxon Puritans的缩写，意思是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清教徒。 [12] 约翰·海厄姆：《对“美国利益一致论”的崇拜》，吴柱存译，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第26—27页。 [13] 威尔·赫伯格：《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宗教社会学简论》，纽约1965年。 [14] 内森·格拉策等：《在熔炉以外：纽约市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3年。 [15] 康塔迪尼（Contadini），意大利文，意为农夫，参阅《美国历史杂志》1964年12月第51期。 [16] 参看维科利：《芝加哥的康塔迪尼：评<拔根者>一书》，载《美国历史杂志》，1964年12月第31期，第404—417页。 [17] 约翰·博德纳：《移植者，美国城市移民史》，印弟安纳大学出版社1985年；弗吉尼亚·杨斯—麦克劳克林：《家庭与社区，布法罗的意大利移民1880—1930年》，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 [18] 参看R·维科利：《从拔根者到移植者：美国移民史的著述，1951—1989年》，载维勒瑞亚·G·勒达主编：《从‘熔炉’到文化多元论，美国和加拿大族裔关系的发展》，罗马，意大利1990年，第30—31页。 [19] 维科利：《族裔关系，美国历史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载赫伯特·J·巴斯主编，《美国历史状况》，芝加哥，1970年，第78—88页。 [20] 参看奥尔森，前引书，绪言，第Ⅷ页。 [21] 鲁道夫·维科利：《返回熔炉：80年代美国族裔关系》，载《美国族裔历史杂志》，1985年秋季号，第12—13页。 [22] 弗兰克·西斯尔思维特向第十一届历史科学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载《当代历史》、《报告集》，第V卷（哥德堡——斯德哥尔摩——乌普沙拉，1960年），第32—60页。 [23] 乌普沙拉是瑞典东部的城市。 [24] 据霍格伦德统计，美国大学关于移民的博士论文有3354篇是1885—1982年撰写的，其中一半以上是1970年以来撰写的。参看A·威廉·霍格伦德：《外来移民和他们在美国的儿女：1885—1982年博士论文目录学》，纽约，1983年。 [25] 阿瑟·曼：《一个和多数：对美国人同一性的看法》，芝加哥，1979年。 [26] 转引自维科利，前引文，载《美国族裔历史杂志》，1985年秋季号，第15页。 [27] 约翰·海厄姆《超越多元论：作为美国预言家的历史学家》，这是他于1983年在辛辛纳提向“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会议提交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 [28]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1980年人口普查：补充报告，各州人口的祖先》，华盛顿D.C..1983年。 [29] 参看《明尼阿波利斯明星和论坛报》，1984年8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