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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公地悲剧”的存在，共享单车这个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道德观念。“国外有一种共享图书馆就是类似的例子，公园里摆一个书架子，上面有书可以借来看，但如果人看完了都不放回来，共享图书馆就肯定做不下去。” 公德水平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大幅度提升的。梁小民认为，除了要大力在网络和媒体上对不良现象进行曝光，法律法规上也应该进一步完善，对发现的破坏及偷盗问题进行严惩。 使用者的道德决定了单车的寿命，而单车公司的道德则可能决定一个行业存在与否。目前，共享单车使用者在注册时需要先支付一百乃至数百元的押金，由于用户数量庞大，随之而来的巨大的押金池的安全问题也不禁让人担忧。“为了规避风险，企业的准入制度、所应承担的义务等方面也应该被尽快规定清楚。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如何从法律和行政的角度对企业进行处罚也应该有据可依。” 社会学家郑也夫 与其等待国民素质提高，不如革新技术发展家用单车 早在1994年，社会学家郑也夫就对我国私人轿车的发展提出了反对，与此同时，他不断号召市民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他至今也仍然身体力行地骑车上路。共享单车引入北京半年来形成了“爆炸性”的效应，自行车也再度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对于共享单车的发展，郑也夫表示“愿观其成”。 “我说‘愿观其成’，是因为我愿意看到这种尝试，如果成功了，长久发展下去了，必然能够带动自行车的发展。但为什么我不是说‘乐观其成’呢？还是因为这种共享单车的模式存在着矛盾。” 矛盾是什么？就是围绕着共享单车所展现的，对公共财产进行侵占、破坏等一系列公德问题。在郑也夫看来，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曾经历过“共享模式”的尴尬。“就是在手机还没发明出来的座机时代，我们在外面打电话要靠什么？靠公共电话机。而当时公共电话机的使用情况就反映了很多人素质的低下。”据郑也夫回忆，那时的公共电话机是不断在建，但也不断地遭人破坏。“公共电话亭永远是破破烂烂的，十部电话可能有五部都打不了。” 好在，手机的出现让“排队打公共电话”这段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围绕着公共电话机的公德问题也逐渐被人淡忘。“但如果说手机没发明出来呢？如果到现在都必须要打公用电话呢？那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可能就不是共享单车，而是公用电话机了。” 郑也夫认为，公用电话机与手机的关系说明了一个道理——与其去等待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如革新技术去发展家用单车，或者至少应该两条路并行，不能只顾共享单车的发展而不顾新型自行车的研发。“如果你想减少公共自行车的人为破坏，必然要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投入也并不小。而如果我们能像手机取代公用电话那样，发明出一种轻便、可折叠可携带的家用自行车，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我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人们能拿着体积极小的折叠自行车上公交、上地铁，下了公交地铁打开自行车就能骑。” 建议 交通专家徐康明 共享单车管理可采用“负面清单”模式 目前，共享单车的发展还处于各家占领市场、快速扩张的阶段，由于没有相关的规章可依，政府与企业在应对问题时的反应会有些滞后。交通专家徐康明表示，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合作，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完善与共享单车有关的规章。“负面清单就是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做，目前至少有四点需要关注，第一是共享单车的停放，哪些区域不能停；第二是骑车人，哪些人群不能骑；第三是车况问题，什么样的车辆不能继续使用；第四是押金，不能被挪做怎样的使用。” 共享单车怪象的出现，除了某些人自私与牟利心作祟，很大程度上也与管理不及时不到位有关。目前，共享单车企业多采用“群众举报”的方式来协助进行共享单车的管理，徐康明认为企业应该在管理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任何一项服务都是有外部成本的，不能因为节省成本而把责任推向社会。具体到共享单车的管理上，可以用增派人员的方式，可以用政企合作的方式，可以用发动民间志愿者的方式，但企业应该在其中作为主导，把管理方法进一步明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