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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村进入了现代化、城市化的快车道。传统意义的村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萧条、“空心”和消失。当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有的地方的农村现代化程度高一些，有的低一些，这种差异是明显的、不可否认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就随处可见的一般村落而言，其现代化演进的程度都已很显著了，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比如耕地大面积流失、家庭“空巢化”、村落传统面临瓦解等。 毕竟农村的现代化是个硬道理。如果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笼统地回答是否要现代化生活的问题，没有村民不愿意享用现代化生活条件、拒绝现代化的。在一般人看来，现代化首先代表着生活条件的先进、便利、舒适、体面等。但是，追求现代化往往需要放弃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或者付出某种代价，就此让农民自己做出决定，也会出现不同的选择，比如在有经济实力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农民坚决地选择了到城镇购房定居，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而一般老年村民和部分中青年村民则坚定地选择固守自己习惯了的村落生活;在面对是保留传统民居还是建造具有现代设施的新房时，一般村民都会选择住进新房。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简单地采取激进措施比如集体迁居并村以急速彻底消灭村落，也不宜为保持传统文化遗产而阻止村民追求现代化生活。不管怎样，传统村落的迅速瓦解和走向现代化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例、传统文化已遭到过重毁坏的我国，农村如何走现代化的道路目前还没有比较完善的为各方信服的方案，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刘铁梁教授《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正是一篇正面审视和探讨农村急剧城镇化问题的民俗学力作。他长期从事村落民俗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国各个地区的乡村，在北京郊区、河北、山东、浙江等地考察尤多，在村落文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有许多真切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该文是他在山东大学一次学术演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讨论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大包干，直到近年来的土地出租、家庭残缺、村落空巢化、劳作模式转变、乡村旅游等现实感极强的问题，并提出民俗学研究应该注重感受生活、关注现实处境中的人，表现出民俗学者对农村社会变迁的高度的学术敏感、深切的人文关怀，也体现出民俗学切入、解释、解决村落发展现实问题的适宜角度、学术活力和大可作为的前景。作者从村庄记忆角度切入问题的讨论，正体现了他关于民俗学要关注人的研究的观点，因为民俗学重视民间活态的传统文化，其主要部分不在书本上，不在文物古迹上，而在人的记忆中、在人的观念意识里;村落外形和设施可以急剧变迁，但是乡村情感、村落历史、个人生活史、长久以来习惯了的村落生活方式等在村民心中不愿舍弃、难以忘怀，而且从文化遗产角度看是应该予以珍藏、保护和传承的。而传统的农具、民居、礼俗、仪式等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可见载体，被村民当做有助于留住村庄记忆的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村庄记忆的中断将是村落文化传统断裂的一种体现和标志。 古村落也是村落，也处于快速现代化和急剧城镇化的社会变迁之中，但它们是拥有卓越古建筑遗产的村落，它们所遇到的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更具代表性和特殊性。本专题关于仓坡村古民居保护问题的两篇论文是调查组2012年暑期多次田野作业的成果。民居改造是村落现代化、城镇化的首要问题。仓坡村这个有名的古村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其村民的祖传老屋却不是可以自主拆除的一般旧宅，而是受到政府部门保护的古建筑文化遗产，如要改建或拆除老屋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同意。这样在村民追求居住条件的现代化和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之间就出现了种种不易协调的矛盾，对此需要深入调研，分析其中问题，并提出合理建议。韩雷、杜昕谕的论文从居住空间认同角度切入论题，与前文的“村庄记忆”角度颇为接近，也是重在观察、分析村民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陈秋论文则从仓坡村的婚姻、养老、人口流动等现实问题入手来讨论如何处理好古民居保护与村民现代化生活需求的关系。这两篇论文虽然角度不同，但得出了一些一致的结论：一般村民都喜欢、留恋所在村落的古建筑、古村落格局、村落历史、传统村落文化等，但更喜欢、需要合乎现代生活标准的居住条件;当二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村民们宁愿选择后者。政府管理者不宜为了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只是用行政手段简单禁止村民拆除老屋，而应采取合理有效的引导与资助措施，在保护文化遗产与尊重村民的现代化追求之间寻求两全其美的解决途径。 (发表于《温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编辑：刘慧青) 本期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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