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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人具有草原汗国体制的政治传统，东汉时檀石槐曾在蒙古草原建立强大的鲜卑汗国，在鲜卑部落大人制基础上，实行可汗统领下的分部管理制。西迁河陇、河湟和青海地区的鲜卑诸部，在原有政治制度基础上大都接受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建立帝制国家，如乞伏氏建立西秦，秃发氏建立南凉。但进入青海腹地的乙弗敌部仍然实行传统的部落大人制，吐谷浑部则在鲜卑汗国制基础上吸收中华帝国制，创造性的发展了吐谷浑汗国制，因而吐谷浑不但成功地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国家，而且其政治制度也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吐谷浑的政治制度，主要在可汗之下增设司马、长史、将军等官职，以强化可汗庭的中央领导机制。又在诸部分治制的基础上，增加四大戍的地方一级建置，由可汗宗族弟子掌管。吐谷浑汗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以儒学为统治思想，有效地发挥了国家意识形态作用。《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⑤后来《北史》记载：“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⑥《魏书》本传记载：“准拟天朝，树置官司。”⑦《通典》说“其建官多效中国”⑧。可见吐谷浑在中央一级多吸取中原王朝的官职，在地方则仍然采用鲜卑人的部落大人制，按部落自主管理，并没有采用内地的郡县制。这种统治体系适宜鲜卑人和羌人的游牧社会，对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使其政治生态达到平衡状态。 吐谷浑势力进入青海高原，先从洮水流域向河曲一带移牧，再由河南一带向青海湖流域发展，最后由青海湖流域向塔里木南缘一带推进。吐谷浑在向青海湖流域推进之时，其势力向西达青海湖西南吐屈真川以西，向北远达祁连山南麓弱水流域，而并没有触动青海鲜卑诸部，但青海鲜卑却遭到南凉、西秦以及北凉、后凉的反复攻击，政治生态极不稳定。北魏登国十年（395年），乙弗敌受到秃发部的攻击①。二年后，后凉杨轨又“西奔仙海，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②，不久杨轨等向东归附南凉。北凉玄始二年（413年），沮渠蒙逊率军攻击，史载“卑禾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③。卑禾虏指乙弗部，以居地卑禾海而称，“虏”是汉文对鲜卑人的蔑称。至义熙十年（414年），乙弗敌部再次受到南凉的重创，但南凉却因此遭西秦的偷袭而灭亡。翌年，乙弗敌部又遭西秦攻击，有3000户投降。西秦永康七年（418年），举部2万户向西秦投降④。翌年，大部分仍回其地，依附吐谷浑。至慕璜八年（431年），西秦灭亡后，随之并人吐谷浑，一部分投北魏。同时契汗部也相继受到南凉、北凉和西秦的掠夺，最后经西秦并人吐谷浑。 吐谷浑进据青海湖流域，仍署乙弗敌、契汗诸部自主其部，世为渠帅，保持了当地的政治稳定。这一地区的稳定对其政治生态发生很重要的影响，由此进驻柴达木盆地，再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控制丝绸之路南道。同时也将丝绸之路通道直接引到青海湖流域，青海湖流域成为地跨青海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中轴，由此向南经河南道通向南朝，经河湟、洮水流域通向北朝。慕利延十年（445年），慕利延远征于阗、女国、厨宾。再后拾寅（451—481年）兼并鄯善、且末之地，将塔里木盆地南缘纳入吐谷浑汗国版图，遂以都兰热水一带为都城，东西制衡。南北朝后期，吐谷浑将首都迁移青海湖流域，夸吕执政时期（535—591年），以青海湖西岸伏俟城为首都，青海湖流域遂成为吐谷浑汗国的政治中心，标志着青海湖流域的政治生态发育成熟。此后一直到唐代咸亨元年（670年）大非川之战，吐谷浑汗国灭亡，青海湖流域逐渐为吐蕃据有，吐谷浑人逐渐移牧青海湖以西柴达木盆地以及祁连山南麓，但至宋代，青海湖以西、以北之地仍被称为吐谷浑地界。 吐谷浑汗国时期，隋朝曾一度占据吐谷浑领土，再次设立郡县。伏允十三年（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军大举进攻吐谷浑，浩门河之战，吐谷浑溃败，隋一时占领其地。《隋书》吐谷浑本传记载：是战伏允败亡，“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⑤。按《隋书·地理志》的记载，隋炀帝在吐谷浑之地设置四郡八县，即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每郡下设二县。其中西海郡治吐谷浑都城伏俟城，下设宣德、威定二县。河源郡治赤水城（今共和夏唐城），置远化、赤水二县。鄯善郡，治鄯善城，置显武、济远二县。且末郡，治且末城，置肃宁、伏戎二县。隋炀帝在吐谷浑之地设置郡县，也同王莽的作法一样，“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⑥，“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但“道里悬远，兼遇寇抄，死亡相续”⑦，难以为继。只好扶立傀儡政权来间接统治，立质子顺光为可汗，以大宝王尼洛周为辅佐，欲送出玉门关，就镇鄯善，结果行至西平，尼洛周被部下所杀，顺光连国境都不得入。而一时客居党项的吐谷浑可汗伏允很快卷土重来，光复故地，隋置河源郡等也前后不过维持了五年。隋炀帝在吐谷浑设置郡县，与王莽设西海郡，虽一以诱导献地而置，一以军事占领而设，但同样推行内地郡县制，发配天下罪犯屯田镇戍，均遭失败告终，再次表明了游牧社会与郡县制并不适宜，政治生态失去平衡。 （原文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4卷第4辑2009年10月，注释等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