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游历泰山的诗人胡祗遹,曾写到两首题为《相扑》的七绝,精心描摹了相扑比赛的空前盛况: 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眈眈角抵雄。 毒手老拳毋借让,助欢鼓勇兴无穷。 臂缠红锦绣裆襦,虎搏龙拏战两夫。 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衢。 (《紫山大全集》卷七) 从胡诗所述,可知元代相扑赛前,有鼓乐开场,选手臂缠红锦,胯著绣襦,左扭右搏,异常激烈。一现高下,全场顿时欢呼雷动,场面动人。 由于宋元时期打擂活动的盛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相扑社团和职业性的相扑手,宋人《武林旧事》记当时有“角抵社”,显然便是由相扑手组成的社团。又书中“诸色伎艺人”记录了临安的相扑名手有王急快、撞倒山等四十余人。而元杂剧《双献功》上也写到“那泰山神庙有一等打擂台赌本事的,要与人厮打”。前文举到的擎天柱任原、山东夜叉李贵及独角牛都是这类人物。 除此之外,笔者还在元人文集(元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六) 中发现了一条关于相扑手活动的新资料。王德渊《角觝说》(至元十七年寄崔左丞)文云: 余幼从先大夫寓居磁州,磁有崔府君祠,岁以十月十日社,四方乐艺毕来献其能,而以角觝之戏殿。角觝中复择其勇且黠者殿,号曰首对。当时众人指在东者一个相语曰:“此人前年获胜于泰安庙下,去年获胜于曲阳庙下,今日又将胜矣。” ——根据王氏的记载,当时由于相扑活动举行频繁,一些职业性相扑手周游各地,作巡回比赛。如文中的那位角抵高手,便屡胜于泰安、曲阳与磁州庙会,成为一时擂台霸主。从这些片段记录上,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确称的上是泰山相扑比赛的黄金时期,不仅名手辈出,赛事频兴,而且据学者研究,其比赛规则“已经具有了现代竞技运动的体制和精神”(郑小琴、蔡海钦《从<燕青打擂>看北宋的相扑活动》,载《中华武术》2004年第8期)。 由于金元两朝都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基于民族压迫的考虑,对此类演武活动深怀戒心,不断下令加以限制。金初曾下“迎赛神佛禁令”,元至元十一年(1274)中书省奏请禁止“祈神赛社”,得到元帝允准。皇庆二年(1313),又因泰安东岳庙会其间发生香客刘信在火池焚子事件,元廷遂借此下令将庙会全面禁绝,时据山东东西道廉访司报称:“东岳泰山,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缎,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余人,连日纷闹。……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文牍中特别提到了“相扑”之徒,说明打擂已是东岳庙会的重要内容。在元廷的严厉查禁下,盛极一时的岳庙打擂渐次停息。 入明代后,随着官府的弛禁,东岳庙会再次勃兴,相扑活动也有所恢复。不过比赛地点已由岳庙大殿前转移至庙门前空场,明末散文家张岱在崇祯二年(1629)演游泰山时,曾目睹了擂台相扑的盛况。他在所著《岱志》(《瑯環文集》卷二)中记叙道:“东岳庙前,……相扑台(擂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蜂如蚁”。 清入主中原后,打擂活动再次受到官府限制。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清廷下诏严禁拳棒,再有教习及投师学习者皆予惩办,会武活动更被严令禁止。延续千年的岳庙打擂遂成绝响。 “东岳庙打擂”民间风俗的兴起,促进了泰山地区武术的发展。如相传创自打擂英雄燕青的“燕青拳”(又称秘宗拳),便长期传播于泰山一带。至清代中期,出现了专工此技的一代武术大师孙通,使泰山武功声闻天下。所以雍正间东河总督王士俊向皇帝的疏奏慨言:“泰安古号神州,民俗强悍,颇称难治!”这与泰山自古形成的这种尚武之风不无关系。而今每年举行的东岳庙会,仍要高筑擂台,以武会友,虽已是表演性质,但仍可藉一窥当年打擂演武的风采。 (原文载于《华夏文化》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