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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村镇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主义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古村镇的理解通常存在着两个基本不同的层面。一是前来参观和旅游的“观光客”视野中的古村镇，另一个便是直接生活于其中的古村镇居民们所体认和感受的古村镇。前者对古村镇的感觉是好奇、怀旧，后者对于古村镇的感觉是亲切，但往往会熟视无睹，甚至很多时候是需要外部视野的刺激，才可以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思。一般而言，前者对于古村镇有很多浪漫的误读与想象，例如，把古村镇看作是“世外桃源”或者是可以“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他们羡慕乡民们“全村同在画中居”或“桃花源里人家”的感觉;后者则是更加切实地知晓古村镇所面临的种种现实的困扰和问题。显然，这里的差异不仅涉及到民居使用者与参观者在审美方面的矛盾，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区别。 前已述及，古村镇以种种不同的路径在当代中国社会被“再发现”出来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亦即在包括古村镇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大格局之中去理解。古村镇之被赋予的诸多价值和魅力，也必须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格局中才能够愈益显得突出。在笔者看来，古村镇和观光客所由来自的外部世界，多少是处于两个极端，或是处于既冲突、对峙，又相互补完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古村镇正是因为其(或被想象成的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的存续，才具备了“现代性”或某些“后现代性”。古村镇里较为缓慢的日常节律和生活文化的逻辑与原理，常常被认为(或误解为)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那压倒一切并导致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原理。简单地说，古村镇是都市人的非日常空间，它被认为具备了来自都市的游客们所愿意探访的非日常性。 但我们必须指出，古村镇也是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古村镇的“古”，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承载着社区、地域、族群甚或国家的部分历史，或是因为它还较多地保存着村落或乡镇社区的历史遗存与口碑记忆;但即便是如此，古村镇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同时就是现代村镇。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乡土建筑专家能够为古村镇及其建筑群罗列出为数众多的优点，可是，实际居住和生活在古村镇里的居民却经常因为交通、采光、照明、卫生(厕所、下水)、隔音、隐私、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的不便而抱怨不已。古村镇的居民，尤其是其年轻的一代，也非常渴望外部世界那样的都市型和现代化的生活，这不仅涉及到物质的层面，自然还包括感性和精神的需求。不断传入的新观念和新的信息、行为及生活方式，自然会逐渐地促使古村镇的面貌悄悄地发生改变，也会不断促使其地域或族群的特色多少会出现淡化或被稀释的趋向。古村镇里居民的生活文化，从来都一直是处于变迁之中，古村镇里的人们也有权利去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 有一种试图把居民生活连同古村镇一起同时“定格”在“过去”某一瞬间并予以“保护”的观念，但看起来就像是缘木求鱼一样困难。显而易见，古村镇的保护，同样也会面临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过的那个有关“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10]。就是说，古村镇的居民是很难连同那些建筑物一起被“保护”起来的，观光客和外来者大多希望古村镇及其居民维持一种旧时传统的生活文化状态，以便在其中寄托自己怀旧之类的情感或心绪，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尊重当地居民的发展意愿呢?这其间的紧张或不协同的关系确实是时有发生。例如，前来周庄寻找“清静”的游客过多地涌入，使得古镇变成了热闹的大市场，以至于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这里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游客较少时才觉得像是一个古镇。在云南省丽江的大研镇，为了获得出租铺面房的利益和躲避游客的骚扰，当地居民遂不断外迁，甚至使得古镇出现了“空壳化”和居民“大逃亡”的趋势[24]。再以拥有了各种头衔(“历史文化保护区”、“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镇”、“AAAA级旅游风景区”)并因此获益匪浅的浙江省西塘古镇为例，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认为是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生活场景，但由于各种保护的规则对居民的实际生活有所干预和限制，却也引起了一些人们的不满。类似这样的悖论现象，已经和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着。 在旅游开发的很多具体场景下，古村镇的居民往往需要为外来观光客提供供其“发现”或“探险”的“文化菜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就会为应对外部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不断地“再发现”或重新解释自己的村镇历史传统。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过程当中，人们一方面津津乐道地叙说它“原汁原味”，把它说成是“原生态”的，总是不厌其烦地美化古村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可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时对古村镇进行大规模的硬件改造，以迎合居民现代生活的追求和为游客提供多种便利。例如，在江浙各地，以保护古村镇风貌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为目标的综合治理，诸如河川清淤、古桥维修、街巷的景观整治、门面刷新、改良上下水系统和公厕、三电(电力、电信、有线电视)入地、路面交通改良等等，均程度不等地重塑了古村镇的风貌，或优化了古村镇的功能和结构布局，其目的都是要让古村镇既适合于向游客开放和进行某些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的展示，同时也能够满足古村镇居民自身的现代化生活及其对发展的需求。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对观光区和生活区加以区隔，例如，在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安昌，就是把“街河”开辟为旅游观光区，以便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有所区隔。安昌古镇为了区别于周庄等其他水乡古镇的开发模式，还特别建设了“师爷馆”，以进一步地突出和强调地方文化的个性[25] [26]。不过，另辟新区的方法，固然可以使古村镇免遭城市新兴建筑浪潮的侵蚀，却又会割裂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当把本地的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也作为资源予以开发时，古村镇的居民们就被赋予了对其随时进行现场演绎、“重现”和担负起表演角色的责任。当他们从新区回到古村镇里向游客展示或解说其过往的“生活”时，正如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去上班一样。而当他们同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展示者和表演者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原先自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迁。 无论是保护，还是开发，古村镇都首先是一个现代的人居社区，其次，才是游客可以进入的景区。对此，如果本末倒置，反倒会带来破坏，从而背离它被“再发现”出来的初衷。特别是在以经济效益为“铁则”的当代中国，直接把古村镇作为“文化资源”予以过度开发，就有可能导致产生影响古村镇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诸种危机。向外来游客展示古村镇风貌，现在已是大多数古村镇的文化遗产之能够直接地成为经济发展资源的路径之一。近些年来，以地方经济、文化开发为导向的古村镇旅游热，仅在江南就有广受民间和媒体追捧的所谓“十大水乡古镇”。眼下，在乌镇、周庄、同里、西塘、诸葛八卦村、前童、安昌、理坑、杨柳青、暖泉村、党家村等为数众多的古村镇，它们所寻求的发展之路大都是发展旅游业，但在把古村镇作为“旅游商品”营销的时候，必须特别谨慎以避免市场经济这面双刃剑对古村镇的伤害。 由于古村镇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对它的定义、需求和期待，因此，它似乎就应该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一个在外部的人们看来是非日常的生活世界;而当它无法保持或具备那种非日常性之时，它的社区居民就得学会以表演的方式展示那样的生活方式。正是在此类文化展示之中[27]，必然地就会出现各种“民俗主义”的动向，进而其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观念甚至社会结构，也就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这里所谓的“民俗主义”，主要是指传统民俗文化或其要素在现当代社会里得以存续的方式或状态。那些被认定为传统民俗的要素，可以在脱离原先“语境”(例如，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与“脉络”(如特定的仪式和节祭等)之后，而被人为地任意组合或“嫁接”进现当代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28]。就像在餐厅里安放一座石磨，在宾馆大堂设置一架水车，在传统节日里添加新的意涵(如把七夕解释成中国的情人节)，在时装秀上演示乡土的粗布，在城里的闹市开一家土菜馆，或是在水乡小镇开一家怀念民国时光的咖啡屋等等，在诸如此类的组合中，所有那些传统的民俗要素均被认为传递了某些意义，并由此酿就了某种乡土、乡愁或怀旧的氛围，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同时又都是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的要素。 民俗主义的手法或状态，在人们将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作为表演节目或展示的对象时，总是会有颇为活跃和突出的表现，当其分寸恰到好处，当它被受众乐于接受时，就会被赞美为古朴而典雅或是传统田园牧歌与现代社会时尚的结合等，但当它们过犹不及，就会被指责为胡编乱造，是人为拼凑的“伪民俗”与“假景观”。民俗主义的上述两个面向，反映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当中，既可能是保护与建设性的发展，也有可能是破坏或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最终的一切均取决于古村镇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选择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外来“他者”进行交流的。 致谢：本文曾提交给2009年3月6 – 7日在德国布莱菲尔德(Bielefeld)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布莱菲尔德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ZiF)主办，会议主题为“传统的复兴与发明：当代中国的宗教遗址与仪式的衰落和重构”。在此谨向王霄冰、傅玛瑞(Mareile Flitsch)、简涛等诸位友人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