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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空间建构 客家古村落在追求和谐的自然环境的同时，还追求一种建筑布局的合理性，就是通过古村落的规划创意来体现客家人的文化境界，从中我们看到了迁徙型村落自身所体现的特征。 （一） 防御性突出的实用功能 在晋末到宋明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客家先民被迫背井离乡，南下迁入闽粤赣三角边地而形成一支汉族民系。后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民不断发生斗争和融合，由此他们的防御意识特别强烈。因而，在建筑房屋时他们首先考虑到是安全问题，建造坚固的围墙来抵御外敌入侵，“五凤楼”、“围垄屋”和“土楼”三种房屋最具代表性。“五凤楼”是三堂两横，层数逐渐增高，前低后高，似展趐欲飞的腾跃之势。“围垄屋”是厅堂与横屋为方形或长方形组合体，两侧及后面以圆形成列的围屋。“土楼”是以厚土垒墙体成圆形或方形，沿内墙周建屋，将堂屋横屋连成一体而成。除了这种防御性突出外，其它客家古村落房屋类型也大体是典型的传统天井式“围合屋”，墙体高大雄浑，亦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功能。 （二） 以祠堂为主 客家古村落形成是建立在以礼制为前提的传统伦理基础上，礼制是凌驾于一切现实生活之上的精神支柱。魏晋时期封建门阀制度已经形成，南迁的客家先民受其影响相当深刻，门第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高低。同时修谱牒之风盛行，出现了“睦族惇宗”，修谱联宗，建祠以祀的风气。因此，象征着宗族村落核心的宗祠在聚族而居的客家人的生活空间中，礼堂建设的地位特别突出，其它居住建筑则以之为核心，围合在其前后左右，这样构成了客家古村落建筑生活空间的组合原则。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的“唐贤坊村”的萧氏宗祠就是个例子。据萧氏族谱记载：“萧氏宗祠”始建于宋，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横江镇滩头村（现为江边村）的萧懋爵按“以世之贤，莫盛于唐”的构思，于江边村东立“唐贤坊”，建村称“唐贤坊村”，命次子萧登分居该村。现可见该村居中屹立着一座雄伟气派的砖木结构的“萧氏宗祠”，祠堂正厅，中堂横匾上刻着“敦伦堂”三个苍劲庄重的红底黑字，可见伦理教化的重要性。在客家村落中，宗祠往往是全村最雄伟气派堂皇的建筑，可能可以这么说是无一例外。 （三） 崇文重教，重修学堂 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素养较高，并多属书香世家，故注重文教，力求子弟“知书识礼”，仍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这恐怕是所有客家人的夙愿。因此，很多客家古村落都建有学堂，并且数量较多。在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300余年中，白鹭村运用大量的财力办学。家族与私人办私塾、学堂和书院数量为全县第一，“四留书院”、“白鹭学堂”甚为有名。明清时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中，出现过568名秀才，17名举人，更有钟谷、钟学遴等名人流芳于世。 福建省连城的培田村，在历史上教育最繁荣时有18座书院、私塾和学堂，那时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据史料记载：从乾隆三十年到光绪三十一年的140年间，仅百余户人家的培田村共有邑庠生、群庠生、国学生、贡生等130人，其中3名举人、1名翰林、1名武进士；19人入仕，官至五品者5人，官级最高者为三品。所以当地所传唱的“十户一书院，五户一祠堂，三户一店铺，一户十牌匾。”这就是培田古村落当时文化繁荣的写照。科举功名成为客家社会衡量人价值的重要尺度，“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弟是书香”，⑥这显然是客家人开办学堂的文化心理依据。 江西省乐安县西南部的流坑村，始建于唐五代开平初年，全村皆姓董，尊奉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先祖。据明代流坑村《董氏族谱》载：流坑董氏原藉安徽，其祖董晋为唐朝宰相，其后裔为避黄巢之乱，遂迁江西。董氏家族历来崇尚耕读，全村建有书院28所，先后出过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2名，解元10名，会元1名，师保6名，举人更多了；培养出县以上的文武官员及文化名士达300余人。流坑村正是这种山环水抱的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如此众多的文人学士。 灵山秀水的自然和浓郁的重教传统，世代耕读文化的影响，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名士，从中体现了独特的客家古村落文化意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