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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济南黄巢地区的求雨习俗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求雨是广为盛行、极其重大的习俗，是大旱之年农民获得雨水的最后希望。那么，黄巢地区的求雨有什么社会功能？它有哪些地方特色？为什么后来又消失了？扒“旱包”事件又反映了什么？ 黄巢地区以山地为主，收成“靠天吃饭”。面对不期而至的旱灾时，村民们就会怀着虔诚而又恭敬、恳切而又焦虑的心情进行求雨，这是在生存压力下做出的选择。面临这一共同的生存危机，黄巢村与周围的村落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采取了共同的求雨行动。由此可见，黄巢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村落社会。村落社会是用地缘关系把若干不同家庭、亲族集团组合起来的生活共同体，是固定在特定地方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单位，又可以称做地缘共同体的基本单位。这充分说明乡土意识或地域观念是村落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纽带。（乌丙安，1985：180） 求雨仪式中浓重的表演成分既能发挥娱神娱人的功能，又能让人们把渴望丰收的愿望寄托在“老龙王”身上，缓解人们面对干旱的急迫心情。虽然求雨能不能如愿，是一件没有确定性的事情，但是把吉凶祸福依托于一种冥想中的超人力量，却使村民们找到了心理寄托。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源自大自然信仰的原始思维观念带有迷信色彩，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否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呢？ 黄巢地区的求雨仪式的特点之一，就是给予了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很高的地位。具体体现就是仪式中对黄巢的祭祀和黄巢起义军的大旗在仪式中的重要作用。在村里调查时，提到黄巢，村民们总是称其为“皇上”，言语中处处流露出对黄巢的尊敬。黄巢为野菜马齿苋封号“野菜王”，给蔡峪的山泉封号“金泉子”，命令荆棘（酸枣树）不长倒刺，随手一插，就在和尚帽子山顶留下了深三尺有余的旗杆窝，车子峪的老槐树是为他通风报信的“瞭望树”，甚至正月十五挂红灯、端午节插艾蒿都与他有关。虽然关于这里是否是黄巢的殉难地还有争议，但是他已经走进了村民们的生活，走进了村民们的心里。这样看来，仪式中对黄巢的郑重祭祀和他的那杆大旗被看做是有神力的法器也就不难理解了。 求雨习俗为什么消失了？在村民们看来是因为南田村的田立杰书记——这一村民眼中代表官方权威的人物的质疑。虽然求雨的人们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直接处罚，但是一种可能会受处罚的口头威胁就足以让这些下层民众感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改变，并且真的就停止了求雨活动。但是他们有关求雨的民间信仰也随之停止了吗？他们那对50多年前的求雨活动的鲜活记忆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在某些细节上，如关于用的是一面旗还是两面旗，村民们有不同说法，但求雨的过程、路线等方面却惊人的一致。这说明村民们仍然相信求雨能给他们带来雨水，带来丰收的希望。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在与村民的交谈中，不仅是村干部，村里的年长者、年轻人都表示求雨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用他们的话说：“折腾那么多天，也就该下雨了。”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理解为求雨活动的消失一开始是由于官方力量的干涉，后来随着村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村里的大多数人不再相信求雨能真地带来雨水。 至于扒“旱包”，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寻找“替罪羊”的群体心理的表现。既然不下雨，一定是因为有人得罪了上天，害得大家受牵连。既然只有他（她）的坟头是湿的，那么那个得罪上天的人就是他（她）。把他（她）的尸体扒出来晒一晒，取得上天的原谅，就会下雨。晒尸体这一行动带有驱疫巫术的色彩，而对坟头的选择则又有神判巫术的色彩。而从宗族的层面来看，这种行为无疑是宗族斗争的结果。很难想象，来自一个本地有势力的大家族的成员的坟头会被人挖开，更不用说晒一晒尸体了。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入土为安”，庄严肃穆的丧葬仪式处处体现出对死者的高度尊重。毫无疑问，自己的亲人的尸体被挖出来是一件极其受侮辱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或者坐视不理的。在上文提到的两次扒“旱包”事件中，我们都看到了死者家属的软弱和无奈，他们没有力量阻止这种侮辱性事件的发生，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家族在村落社会中处于弱势，是真正的弱势人群。 济南黄巢地区的求雨习俗是一种刚刚“消失”的民俗事象，我认为调查和分析这一事象是有意义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们满足他的需要，但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世中有一片广大的区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马林诺夫斯基，1987：48）求雨这种习俗不是一种简单的祭祀行为，它深刻地反映了该地区民众的信仰价值取向，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当地宗族关系的一斑。它消失的原因，正如大多数已经或正在消失的民俗事象一样，是由于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