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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宗室赵汝适曾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一二二五年）以散朝大夫提举福建市舶兼权泉州市舶。他乘职务之便，有机会看到一些海外地图，知道了东南亚各地的许多地名。查阅中国文献，他发现我们的文字对这些地方的记述极少。于是，他便“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舆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番产”，也就是说，对海外客商进行“采访”，让他们列出各自所来自的地区之名，描绘这些地区的风土人情、区划设置、山川与特产。最终，赵氏将这些资料翻译成“华言”（中文），汇集成《诸番志》一书。在书中，赵汝适用一整段的篇幅描述了槟榔： 槟榔产诸番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春取之为软槟榔，俗号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食之可以下气。三佛齐取其汁为酒，商舶与贩，泉广税务岁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鸡心、大腹子多出麻逆。（杨博文：《诸番志校释》，中华书局一九九六年版） 也就是说，宋代时，中国人与海外交流频繁。槟榔这种供人们嚼食的“零食”，依季节不同，产出不同种类。那时，华南地区嚼食槟榔的风气已盛，故而朝廷每年都能从泉州和广州收得大笔“槟榔税”。关于这个风气，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其法，而瓜分之，水调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少焉，面脸潮红，故诗人有醉槟榔之句。无灰处，只用石灰；无蒌叶处只用蒌藤。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惟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边，觉即啖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有嘲广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杂咀，终日噍饲也，曲尽啖槟榔之状矣。每逢人则黑齿朱唇；数人聚会，则朱殷遍地，实在厌恶。客次士夫，常以奁自随，制如银，中分为三：一以盛蒌，一盛啖灰，一则槟榔。（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版） 在书中同段文字里，周去非还提到，那时民间传说槟榔有助健康，但他自己怀疑此说，他询诸医家，医家也支持他的质疑。而到了明代，槟榔却已被纳入《本草纲目》。李时珍说，“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并相信槟榔有种种功效，如“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饥能使之饱”。李时珍对此所加怀疑甚少。其他医术也将槟榔当成中药的一味，名叫“大腹皮”，据说能驱虫、健胃、去瘴、止痢。 台湾有关槟榔的汉字文献记载，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在知府蒋毓英所修的《台湾府志》中出现。从清代开始，台湾人嚼食槟榔的风气，渐渐有了比较集中的描述。这种风气究竟是从古代东南亚“槟榔文化圈”延伸出来的，还是清以后从闽南地区传入台湾的？也许两种可能都有。台湾的原住民，从语言与文化上，与大陆的华南地区的古越人一样，与东南亚各民族有诸多相同之处。二○○○年前，槟榔成为这个广阔地带的“流行食品”，此后，台湾“原住民”应当也有可能即已渐渐融入这一氛围之中了。在一些“原住民”中，槟榔在占卜及其他仪式中一直是有象征地位的。也许这一现象表明，槟榔的“台湾本土史”确是比较久远。然而，另外一种可能是，早已流行嚼食槟榔习俗的福建人，在移民台湾之后，将这种产品和与之相关的“消费文化”带进了台湾。于我看，促成台湾人嚼食槟榔之风气的，更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