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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彖传》“六龙”亦即苍龙，具体地讲，是构成苍龙宿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二十八宿系统中的东方苍龙现在包括七个星宿，除上述六宿之外，尚有尾宿后的箕宿，但自角至尾的六宿之名，皆取义于其在龙体上的部位，唯独箕宿之名义，与龙体无涉。尾宿之名，表明苍龙之体至此完足，其后的箕宿已非龙体的组成部分，将箕宿附骥于龙星之象，当为后人的画蛇添足。也就是说，龙宿最初必定只有六宿。《开元占经》引《石氏星经》云：“箕星，一名风星，月宿之，必大风……尾者，苍龙之末也，直寅，主八风之始。”以尾为苍龙之末，不数箕，可见《石氏星经》苍龙宿只包括从角到尾的六宿，故《乾卦》谓之“六龙”。明乎此，则知《乾卦·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云云，说的正是龙星的四时运行：“大明”，指璀璨明亮的苍龙群星，“大明终始”，谓苍龙星象之周天运行与农时岁序相终始；“六位”，指苍龙周天运行过程中潜、见、跃、飞、悔、伏（无首）六个方位，六个方位标志着从仲春到仲秋之间六个时令，故曰“六位时成”；苍龙六宿御天而行，标志时序流转，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群星流转，则季节变换，寒暑推移，才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也可由此得以贴切的解释。《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天象”之说，隐约流露出伏羲作八卦与原始天文学之间关系的消息，然而，伏羲所仰观为何种天象，《易传》却语焉不详。《易传》所阙，《左传》言之矣，《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亦即伏羲，正如所谓“炎帝以火纪”之意当为大火纪时，所谓“大皞以龙纪”，只能理解为苍龙纪时。伏羲“仰观于天”而“始作八卦”，八卦谓八方，方位坐标既定，据以观察龙星的方位就能判断季节。《周易·说卦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本义亦当指龙星的周天运行，所谓“帝”周流于八卦，即指龙星四时周游于四面八方，称龙星为“帝”，可见龙星已经被神圣化了。 龙星列宿之以龙为名、以龙为形，很可能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源于对列宿星象蜿蜒之势的观察和模拟，而是古人基于龙星列宿与时令的关联而对列宿的想像和命名。满天星斗，纷繁迷离，本无一定之形，如何组织星象？把那几颗星划为一组？把它们想象为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命名？原无客观之依据。命名缘乎意义，因此，古人对星象的命名，视其缘何关注星象、理解星象、因此赋予其何种意义而定。人们仰观天文，无非是为了察乎时变，因此，星象的形象和名称的来历，例当由其与时序的关系求之。“龙”之本义为虫，然则古人缘何以虫命名龙星？上古时代，作为苍龙之首的角宿暮见于东方之时，正值仲春时节，此时大地回春，春雷发奋，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动物也开始苏醒，是谓“惊蛰”。《夏小正》云：“昆小虫抵蚳。昆者，众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动也，小虫动也。”《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皆谓惊蛰。”《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龙星升天既为百虫惊蛰之标志，故被命名为“龙”，而络绎上升的东方列宿，在古人的心目中也就呈现为龙的形象。《说文解字》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既谓之“鳞虫之长”，则必为地上的爬虫无疑，又谓之“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则显然指天上的龙星，则在古人观念中，天上之龙与地上之龙已浑然不分矣。 综上所述，龙星是农耕先民观象授时的主要天象依据，龙星周天，升降四野，恰与农时节令相吻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而时间为生民日用所不可或离，岁时更与农业丰欠、国家治乱密不可分，因此，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对象，并进而成为古人敬祀和崇奉的神物，宜矣。《周易·系辞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文可以用来说地上的卦象，可以用来说天上的龙星，更可用来说明作为华夏民族象征的龙图腾。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