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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扶持性保护及其不足 近年来，文化主管部门为传承和保护非遗做了大量工作。总结这些工作内容，不少是适应当下社会特点而进行的保护工作。譬如说，大量利用互联网平台来进行非遗对外宣传、针对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大力打造旅游街区、拍摄以非遗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等。 然而，统观这些尝试之后也可以发现这些工作背后所暴露出来的不足。 （一）歪曲乃至消解非遗本来的文化精神价值，使其成为空有其表的文化象征符号 王文章把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和谐价值和审美价值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并提到“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过度滥用非遗元素的市场行为，仅仅把非遗项目中代表性元素提取出来大肆利用，背离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 （二）现今开展的保护非遗的某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些非遗原本的“神圣感” 例如都江堰清明放水节，原本是都江堰本地人民为纪念李冰父子，集祭祀民俗、商贸集市民俗、民间手工技艺、岁时节令民俗、民间口头文学民俗以及宗教信仰民俗于一身的地方性民俗节日文化。然而在当下发展民俗旅游的思路影响下，逐步变成了文化展演事项，进而就消解了该民俗节日原本神圣感的一面，也将放水节“转换性”功能彻底消解。 在人类学家范·杰内普的仪式理论中，他把仪式分成分离、过渡和聚合三个阶段，把人的社会关系分为了“日常的”和“仪式的”两种状态。以色列社会学家唐？汉德尔曼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个从“仪式的文化世界”向“壮观场面”转换的历史过程。仪式的元逻辑是在于转变，这种转变与范·杰内普的仪式理论有着相通之处，而现代世界壮观场面的元逻辑，在汉德尔曼看来则是展现，与传统的仪式不同，“群众活动场面所刺激的感官限于眼和耳”，对于现代仪式的旁观看客来说，“尽管场面富有吸引力，却可能感到那些壮观场面距离自己很远，因为色彩和映象都由正在注视的眼睛客观化于‘远方’了”。 清明放水节从传统农业语境过渡到现代消费社会语境，也恰如从神圣的仪式过渡到了“客观化”的活动场面。“在传统农业语境之下，灌区人民每年清明时节进行的诸如砍杩槎、放水、打水头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的是一年春耕的开始，即是一种生活状态转变的节点；与此同时，放水节本身还蕴藏着巨大的民间信仰成分在里面。因此，传统语境下的清明放水节更多的应该是神圣世界中的过渡仪式；相对地，现代社会语境下的清明放水节，这种神圣的仪式感逐步削弱了。” （三）从民间的街头巷尾移植到绚丽的表演舞台，破坏了民俗扎根于民间的“体验感” 比如，四川清音、金钱板等曲艺类的非遗项目，如今常常是在一些旅游文化街区进行表演，或者在剧场进行舞台性质的表演，在某一种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这些曲艺项目植根于民间的、草根的体验感。在这些传统曲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艺人们大多聚集在茶馆、茶铺等贴近百姓生活的场所进行表演，而爱好清音、金钱板的老百姓聚集在这样喧嚣自由的文化场所当中，体验着本土的民间文化。茶馆文化的逐步消失，使得原本的传统曲艺的体验感发生了变化。像传统音乐类中的竹麻号子、西岭山歌，传统技艺类的糖画等，也无不面临这样的困境。 四、非遗生存自环境的理想状态 在《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提到非遗保护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不过笔者想提出的一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依赖于政府并不是让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状态。政府扶持与文化自我造血截然有别，最理想化的状态应该给非遗再造一种适应当下社会特征的文化自环境。即是说，在尽量减少其精神文化内涵消解的前提下，让其有充足的自我造血功能，能够自给自足地生存下来。 不过，从过去非遗所处的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文化圈，转型适应到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自环境，期间势必会产生许多问题和矛盾。这是非遗爱好者和从业者所应该郑重思考和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 本文原载：《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