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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中心组织的青年学者国情考察，在宁波滕头村进行调研。 滕头村位于宁波奉化市区以北，村庄南侧有奉萧公路通过，交通便捷。这个村曾是一个有名的穷村，“有女不嫁滕头村”是对该村过去生活的真实写照。从20世纪60年代起，滕头人经过数年艰苦拼搏，不仅使全村彻底改变了“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的旧面貌，而且成了全省乃至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80年代以后，滕头村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又陆续获得诸多荣誉，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明星村。 为什么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都能够成为先进典型?这是到达滕头之前就令我颇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到滕头村的当天，我就惊讶于村中整齐的规划和优美的环境，颇有一种身在公园、身在城市而非自己所熟知的一般农村的感觉。全村近2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是一马平川，看不见山包，也没有陡坡，只有小桥流水、整洁的建筑、平直宽阔的道路、道路两旁的鲜花和绿树，以及太阳能、风能联合发电的路灯。村中住宅区以外的区域，分别被划分、建设为生态农业区、采摘基地、浪漫风情园、学生实践基地、乡村文化广场等多种不同功能的专门园区。而住宅区，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成的民俗住宅区和21世纪初落成的别墅区，在造型、面积和街区布局等方面，也都经统一规划、统一建设而成，显得格外整齐。整洁的村容、气派的住宅，处处显示出这里是一个整体生活十分富庶的社区。 围绕本次国情考察的主题“60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通过座谈会和入户访谈等多种方式，我和考察组的同事采访了多位村民。这些人经历丰富，见识不凡，而且大都颇为健谈，为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滕头村发展变化的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生动的材料。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谈到滕头村今天的成就时，都会自然而然把它同村党委前任书记傅嘉良和现任书记傅企平的贡献联系起来。 傅嘉良从1960年开始担任滕头村党支部(后来的党委)书记，共在任37年。他从1966年开始，借着“农业学大寨”的东风，带领全村人进行改土造田。这项工程一直持续了15年。全村500多劳动力，经过没日没夜的苦干，前后总共投入了43万工，终于挖平了山头，填平了水坑，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傅嘉良还和乡亲们一道，确立了一种能够长期激励后人的滕头精神，即“艰苦创业、永不满足、坚持两手抓、一犁耕到头。”随后，他又规划、领导了全村住房拆旧建新工作，并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尝试组织全村种植经济作物、开办村办企业，等等。这些工作，不仅使滕头村早在1980年代就成为规划整齐的村庄，而且逐渐建立起了多种经营模式和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 傅企平曾担任村党委副书记17年。1997年他接傅嘉良任村党委书记和滕头集团董事长之后，积极开拓，使滕头集团成为一个下辖60多家企业、集服装生产、建筑、房地产、园林绿化、水电安装、绿色食品和旅游业等多种业务为一体，更加大型的综合实体。集团经济的不断增长，为村民带来了更大的福利。如今，每个滕头村民每月可以领取500元的福利，老人(男65岁、女60岁)还可以每月另外领取450元养老金。 从人们的介绍中可以知道，在滕头村早期的发展中，傅嘉良个人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有胆识、有毅力、有决心，尤其是有一心为大家服务的公益心，他领导全村人，为滕头村后来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早年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客观上为傅嘉良能够长期顺利地动员全村劳动力进行土地平整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如果没有他个人的远见卓识和优秀品格，他根本无法抓住时代赋予的这种机会。 滕头村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傅嘉良个人魅力的展示、确立和加强的过程。凭着正直无私的品德、与众不同的眼光、能力和率先垂范、“一犁耕到头”的精神，他能够适应新的形势调整发展战略，带领全村适时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型，从而使滕头村始终处在发展的前列，并由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尊敬和追随。这些信任和尊敬不断积累，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声望和权威，使得全村人越来越形成较强的集体凝聚力、相对统一协调的认识和行动。在此基础上，他又选择、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助手，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滕头领导集团。而傅嘉良在经过多年考察、培养和扶持之后最终把滕头的最高权力移交给傅企平的做法，也无形中开创了一种“禅让式”的权力交接模式。 倘若没有傅嘉良早年的决心和努力，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滕头村。而正是傅嘉良和傅企平个人的志趣和观念，为今天滕头村保持工农业和第三产业并重、注重生态保护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两人都是长时间担任书记(或副书记)，这又充分保证了他们施政思路和施政方案的连续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滕头村的成就背后，体现的是能人政治的成功。 滕头村发展过程中的这种能人政治模式，让我联想到了其他一些曾经或当下被树立为农村发展典型的村子，例如当年的大寨、早年的大邱庄和现在的华西村，它们能够发展壮大，基本上也都是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力量，依靠能人政治。事实上，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很多时期、很多地方社会生活的良性运作，往往都同彼时当地领导者个人的权威无法分开。而无论在什么时期、什么地方，就算建立了一种好的制度，也必须要有人来执行。缺了具有一定能力和品行的人，多好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这让我进而对农村基层政权和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以及乡村民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产生了更多的思考。思考的核心就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能人政治是不是具有深厚土壤的、唯一有效的模式?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建立怎样的制度?这种制度如何规范或协调个人权威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从滕头村的情况来看，前后两任书记的个人品格，使滕头村的领导班子能够在尊重书记个人权威的同时，保持足够的民主。但是，这种主要依靠最高领导者个人觉悟的民主，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权力的加强而不断弱化，或者随着人事的更替而被摈弃。假如现任书记退休之后，继任者是一个缺乏像他那样的能力和精神的人，滕头村还会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吗? 这个问题，既是我的担心，也是我们考察组许多同事共同的疑问。究竟能不能在保持现有发展优势的前提下，谋求确立一种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并且长期有效的体制和机制?这恐怕是具有“一犁耕到头”精神的滕头人需要在实践中自觉探索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