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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16日，我们乘长途汽车，从凤庆来到了临沧。 这次到临沧，我决定不住国家机关办的招待所，而要住一家个体旅馆，体验一下滇西边陲贫困地区近几年兴起的个体旅馆。于是，我们下车后便没有到地委宣传部或地区文联，请他们帮助安排住处，而是在离汽车站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家个体旅馆住了下来。 旅馆在一条胡同里。店名忘记了。老板是一位50岁开外的老头，还有一个女青年作帮手，根据直观判断，可能是他的女儿。旅馆是一座两层楼，总共也就是七、八个房间。楼下有主人家的住室、几间客房和一个水房，大部分客房在楼上。我被安排在楼上。房间很小，倒很干净，但设备十分简陋。一张勉强可以躺得下的床板，一顶蚊帐而已。把行装放在床上后，我就打量这房间的格局。原来，所有的房间都没有天花板，整个这座小楼共有一个顶篷，用大约两米的土墙隔成房间，上面则都是通着的，很像是大单位的那些公共厕所。这边说话，那边听得清清楚楚。睡觉时，屋顶上吊着的那个15瓦的灯，一直是开着的。房间里没有开关，倒也省了客人上床之前关灯的麻烦。只是我很不习惯于开着灯睡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只得入境随俗了。这种用半截墙隔开的房间，可想而知，是房主为了节省造价的独出心裁。而夜里点着长命灯，大概是根据公安部门的指示，为了防止旅客干见不得人的坏事的一项措施。就如同有些招待所的门上留一个方孔，便于从外面窥视里面旅客的动静。但愿这是我的揣想吧。老板声明，先交钱，后住店。就这样住了下来。 住进这个鸡毛小店，倒是叫我想起了1960年在内蒙古的达拉特旗下放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我下放的地方是个农牧结合、蒙汉杂居的小队(自然村)，村子里连后来农村里的那种赤脚医生也还没有。有一次我病了，发高烧，不得不自己乘渡船过黄河，挣扎着到对岸的包头市去看病。过得河来，黄昏前赶到了包头市最边边上的一个大车店，就进去登记住宿。这种旅店是要先交钱后住宿的，否则旅客爬起来走了，店主也不知道。我所住的是一个类似大礼堂一样的长约30-40米的大房间，一溜大通铺还是两层的，下面是土炕，上面是铁架子床拼在一起的。劣等烟草发出的呛鼻子的气味、汗臭味、脚臭味，足以使任何健康的人头疼。房顶上高高吊着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照着床铺上的一张张破烂的、被汗水浸成褐色的草席，勉强能辨认出地下的通道和炕上的人影。这是一所穷人住的大车店，是男女不分混住在一起的。有些像我一样进城看病的农牧民，既没有足够的钱，还要有家里人来陪着，开销是很大的，只能住这样的大车店。由于天热，住宿的旅客又多，大部分人都是赤身裸体，躺着的，坐着的，呻吟的，唉叹的，抽烟的，打扇的，咳嗽的，吐痰的，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这多么像高尔基笔下那个著名的“夜店”啊! 比起在包头住的那个终生不能忘记的大车店来，今天晚上的个体旅馆，情况完全不同了。尽管上面通着，每个房间里的谈话我都可以免费听，别人抽烟我也可以免费“享受”，但毕竟是自己一个包间，属于自己的天地!住在这儿也自有它的长处。由于地点靠近车站，价钱便宜，一些来临沧办事的乡村干部，来就医看病又没有介绍信、住不进干部招待所的老乡，只睡一个晚上，平明即走，所以很多人都来这儿住宿。对于像我这样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外地旅客来讲，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些从脱产的干部阶层中无法了解到的当地的社会和文化情况。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群众艺术馆请教负责群众文化和文物工作的干部，请他们介绍临沧传统文化的情况。从他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了，沿着澜沧江这个多民族居住的走廊，存在着一个叫做“云县忙怀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发现了十多处遗址。在耿马和沧源境内的小黑江及其支流挡帕河、勐董河大片河谷地区，则存在着一个叫做“耿马石佛洞类型”的新石器文化。至于沧源的岩画，由于学者们的发掘和研究，早已为世人所知，成为外界了解滇西文化丛的一个代表性符号。 接待我们的同行知道了我是从北京来的，又是要到沧源这个边远地方去作原始艺术考察，就建议我去找找地委书记，请他派一辆车把我们送到沧源，并告诉了我那个地委书记的名字和家庭地址。在他的建议下，我和陈烈同志在夜幕下顶着小雨，磕磕绊绊地来到了地委大院，而且终于找到了那位下乡刚刚归来的地委书记。当我们两个不速之客在地委书记的客厅里坐定，说明来意之后，这位临沧地区的父母官，表现出了满脸的不高兴。“你们怎么知道了我家的地址的?”“我们这里来的学者多着呢!”“……”这位书记一见面就给我们这样的下马威，是我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尽管我当时对他的直率很不理解，也很不高兴，但稍稍安静下来，我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了。一拨一拨从上面接踵而来的各类人员，也实在是太多了，谁来都要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哪一拨也不能慢待。你这种自己来考察的个人，还能顾得过来吗?胸中藏之既久的这点儿气，不向你这种单个的、没有背景的知识分子发，还能向谁发呢? 我们悻悻地离开了他的住宅，无言地拐进了黑暗的街巷中。亚热带的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给我们的心情更增加了一层惆怅。一路上，我们怀着莫可名状的沮丧心情，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住地。 回到旅馆，巧遇一位沧源县政府来此地办事的干部。他知道我们的处境后，不但主动安慰我们，还要我们明天跟他一块乘长途汽车去沧源。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根据我多年外出作田野考察的经验，有一位当地干部当向导，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夜里11点左右，我已经睡下了，突然有一个男子来敲我房间的门。我纳闷：出门在外，没有朋友，会有什么人来找我呢?原来是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来告诉我，地委明天派了车送我们去沧源。我们没有住地委招待所，而住了个体鸡毛小店。可以想见，他为了找我们，是费了一番工夫的。因此，我只能向他表示感谢，但还是婉言谢绝了地委的安排，说明我们已经买好了明天的长途汽车票，就不麻烦地委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快十年了，那位地委书记恐怕早已离职为民了，他的名字我也早已忘却，可是至今仍然不能忘怀。 前几天，看到报纸上登载了临沧将举行第三届“滇西民族艺术节”的消息，读到了新的地委书记段金堂同志的文章《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繁荣边疆民族经济》，心中为之一震。资源蕴藏丰富、文化传统深厚、经济相对贫困的临沧，正处在新的起跑线上。十年前我所初识的临沧，已经永远地成为历史了! 1994年4月17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