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每年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男儿节。从这一天到来之前半个月左右开始，在日本各地都会看到许多家庭挂出的一面面鲤鱼旗。日本的民俗学家们解释说，挂鲤鱼旗，是为了祈愿自己家的孩子顺利成长。之所以采用挂鲤鱼旗这种方式，一是取意于中国古代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认为鲤鱼是出世鱼；一是取意鲤鱼生命力强，多籽、繁殖能力强，挂鲤鱼旗有祈求多子多孙的涵义。鲤鱼旗有大有小。大的被高高的旗杆挑起，顺风飘动，像中国的风筝一样在天空甩着长长的尾巴；小的只有一胳膊长，插在门口。大大小小的鲤鱼旗飘飘扬扬，像是在宣告家业的后继之人正在茁壮成长。 说来日本的男儿节本是由中国端午节发展过来的。但从中国古代的端午开始影响日本到形成今天的男儿节，这其中有着相当长的演进过程。 二 通常日本学者谈到五月端午传到日本，都从七世纪的奈良时代说起。然而，如果直接追根溯源的话，与五月端午相关的观念传到日本，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三世纪。这要从一面古镜说起。 我们知道，在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之前，日本没有文字记载历史，这使得许多历史事实茫不可考。但是这一缺憾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大量的出土文物，向我们揭示了那一时代日本的生活情况。日本的出土文物中，很重要的一个大项是铜镜。为什么日本会有大量的铜镜出土呢？这是因为铜镜和日本文化关系极深。铜镜是古代日本天皇一族传世的剑、镜、玺这三种神器之一。日本为数众多的神社正殿，在其他宗教供奉神像的位置上，通常安放的就是一枚铜镜。说来日本文化的核心信仰是日神崇拜。古镜一般多取像于太阳，形状为圆形。镜子可以反射日光，古代人通常认为它有神秘的力量，而崇拜日神者更是如此。在日本，传世的铜镜数量非常之多，据载仅奈良法隆寺到1897年为止收藏的铜镜就有2500枚之多。铜镜还是古代中日文化物质交流的品种之一。根据《三国志·魏志》的记载，景初二年，曹魏赐赠倭女王卑弥呼遣使的物品中，就有“铜镜百枚”。 在日本留存的铜镜之中，有一种“ 三角缘神兽镜”特别引人注目。学界对这种铜镜的产地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大多数“三角缘神兽镜”是曹魏所制，有人认为是孙吴所制，还有人认为是日本仿制的。铜镜的背后的铭文和范式的多岐为各种解释都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这里我想谈一下于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广丰古坟出土的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枚铜镜的后面用隶书体逆时针方向刻有如下铭文：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做镜，吏人铭之，位至三公，母人铭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这枚古镜，被认为是日本人或渡海到日本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历史上曹魏明帝景初的年号只用了三年（237-239），并没有景初四年。这种常识性错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二是和“吏人铭之”相对举的“母人铭之”的“母人”，用后来写汉诗的日本人的话说，这种用法带有“和臭”，是日本人对中国话想当然的错用，而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在中国古典中找到“母人”的提法。 费这么多笔墨来确认这面古镜的国籍，是因为铭文中有“五月丙午之日”这六个字，而这六个字与端午相关的观念何时传入日本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知道，古代的岁时节日的设定大多与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首先，五月正如《礼记·乐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所记载，是天地间“死生分”的重大变化之月。依照汉人的观念，五月于律为“蕤宾”，《玉烛宝典》引班固《白虎通》对此解释说∶“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起，故宾敬之也。”说的也是阴阳消息的变换。这阴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午日。徐慎《说文解字》释“午”云：“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端午本是取五月的第一个午日，这是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阳气至极，此后阴气生出，并会日强一日。古人于五月午日炼剑、炼镜、采药，都是为了取其至极之阳气，以禳解阴毒之气。《论衡·率性篇》云：“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丙与午于方向并属南，于五行并属火，在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阳之极至的时辰制镜，为的是在最好的时间取“火”。可见制镜者特地标明“五月丙午之日”不是没有缘故的，是对端午这一时令有意识的选择。至于把端午定于五月五日，应该是同把上巳节定于三月三日一样，是后来的事情。 也许“五月丙午之日”这一时间上的选择，只是由于一个渡海东去的中国工匠的个人的行为，也许这只是对大陆历史悠久的铸镜传统的一次简单模仿，但制作于日本的这枚“三角缘神兽镜”却提醒着我们，在七世纪日本历史资料中正式出现端午的相关记载之前，有关五月阴阳消息的变换、有关五月午日的观念意识很可能早已经传入了日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