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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临时生活 “我们都成了‘搁置’的人。”梁鸿说，“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后，就成了“搁置”的人，漫长的临时生活。 梁鸿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里做工。梁鸿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放着包包菜，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暂时，特别寒酸。”梁鸿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一天忙下来，也好有个放松。 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梁鸿说，其实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赚个钱，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 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和“暂住”中消耗掉了。 “暂住证的提法很可怕。”梁鸿说，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梁鸿打算回家过年，更主要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观察。但她也觉得，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缩着衣袖坐在家里。 “回家的路很远，路费也贵，票也难买，这都是客观因素。另一个原因就是，回家也没意思，大家都不在家，很多兄弟，七八年都没有见过面。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梁鸿说。 我们都没有了故乡 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她调侃道，就像电影《孔雀》中的那种没有希望的落寞的小县城。 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当她有意无意地在老友聚会的饭桌上说起朝鲜的落后，金正日去世时，总不免引起一阵冷场。 “他跟咱们有啥子关系嘛。”没人对此感兴趣。李慧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 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 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 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