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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顾颉刚先生认为上述《左传》、《国语》中的段落是刘歆伪造、窜入，没有丝毫的根据。这些与占星学相关的文字，应该是与春秋战国之际占星学大盛有关，尤其与邹衍学说兴起相关。 而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我们就知道当时有大量关于邹衍学说和“五德终始”典籍，如果说这些都是刘歆所伪造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载《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史记》谓邹奭“颇采邹衍之术”），又有《公梼生终始》14篇，注曰：“传邹奭终始”。这些书虽然已不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在汉代还是能够见到的。 此外《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录“五行”31家，书652卷，《序》曰：“五行者，五常之行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以相乱。”录“天文”21家445卷，《序》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录“历谱”18家606卷，《序》曰：“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兵书略”录“阴阳”16家，书249篇，图10卷，《序》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从各《序》可以看出，这些阴阳五行占星术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之间，关系复杂，但总体相通。 再查《隋书·经籍志》子类有占星书籍97部，675卷，历法100部，263卷。五行272部，1022卷。其《序》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在天为五星，在人为五藏，在目为五色，在耳为五音，在口为五味，在鼻为五臭。在上则出气施变，在下则养人不倦。……是以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这里仍然与邹衍之学相通。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载五德终始、阴阳五行之书如此之多，车载斗量，刘歆一人如何造出？ 可见，刘歆运用五德终始之说，为王莽新朝制造理论依据是事实，但是，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的学术理论资源，没有必要篡改古籍，因此，也没有必要伪造《月令》。甚至可以说，他也没有能力伪造一部完整的《月令》。 顾颉刚先生也说：《月令》“把十二个月的天象、地文、神道、祭祀、数目、声律、臭味、颜色、政事、禁忌……一切按五行方式分配的，和汉人的《洪范五行传》相同”，而这一切都是受邹衍的影响。 但在这里却置之不顾，导致前后矛盾。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在学术史上的功过是非，学界评论甚多，贬褒不一。我认为，他对汉以前的中国历史进行了严格的审问、考核，特别是对东汉刘歆等人关于“五德终始”、历三统、易正朔的理论构造，进行了深入、细致、翔实的考据，拨开了一些历史的谜团，推进了学术的进展。虽然他的研究也有武断之处，对于古史的彻底否定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其学术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只是他在这个观念指导下，对于《月令》的作者和文本形成所作出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3、 顾颉刚先生文中还提及近代今文学大师康有为与崔适对于《月令》的看法，笔者一并进行讨论。 崔适认为，《月令》不是刘歆伪造，只是有十句话是刘歆加的。他说： 刘歆欲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能所辞让，乃造为终始五德之说，托始于邹衍，说祥列《孟荀列传》。又曾《吕氏春秋·十二纪》，于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于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于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于秋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于冬曰：“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凡十句。《月令》因之。适案：《淮南？时则训》录自《十二纪》，无此十句，《天文训》有之，当是后人窜入。不然，何以此篇与之异。可证《吕氏春秋》本亦无之，今有者，歆所窜入也。 他的根据是《淮南子·时则训》没有这十句话，而《月令》有，可证明《吕氏春秋》中无此文。其实，反过来亦可说：《吕氏春秋》原有这十句话，《淮南子·时则训》没有抄录，而把它超录入《天文训》之中。同时，即使《月令》没有这十句话，不影响其根本思想和观念。另外，崔适认为五德终始之说是刘歆所创造，托伪于邹衍，这种看法，上面所引《汉书·艺文志》书目即可澄清，实在不值得一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