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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在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故事学纲要》中，讲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录，曾列举了山东的董均伦、江源夫妇、北京的孙剑冰以及湖北的王作栋，作为中国当代故事搜集家的几位代表，并就其成果与经验给予评说。其中董均伦、江源两位的成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下面是《故事学纲要》对他们的评介： 新中国成立后，董均伦、江源两人合作搜集整理故事，出版了《传麦种》《金瓜配银瓜》《龙眼》《宝山》《金须牙牙葫芦》《玉石鹿》《石门开》《三件宝器》《玉仙园》《匠人的奇遇》《找姑鸟》等十多本故事集。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些故事结集为《聊斋汊子》两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故事232篇，主要采自山东的平度、昌邑县牟家庄、沂蒙山区的临朐以及崂山等地。 他们采录写定的山东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我国少年儿童和成人读者的喜爱。他们两人以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在长时期深入群众过程中，用“安营扎寨”的办法来搜集故事；作为群众中普通的一员参加故事活动后，依据自己的记忆复述或整理出来。这些故事在发表和出版时，有时署名为“董均伦、江源记，”有时署名为 “董均伦、江源著”，多数作 “董均伦、江源搜集整理”，一般都有适当的文学加工，加工的幅度不一，常以阿 ·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写法作为范本。那种写法实际上属于加工幅度较大的改写。由于他们熟悉群众的生活、语言，笔下的故事大都较好地保持了民间故事原来的风格和魅力。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和阿 ·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乃至《格林童话》相比并不逊色，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杰出艺术作品。但加工程度不一，而又未作具体说明；未保存关于这些故事讲述和流传的情况及原始资料，因此把它们作为民间文艺学科学资料来使用时，便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这段文字写于十多年前，现在读来，我仍然觉得他们笔下的故事完全可以和《格林童话》相媲美。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应该扩大视野，从跨国比较中来看中国和欧洲的民间故事。“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撇开中国原生态民间故事和欧洲故事相比毫不逊色之外，就董均伦、江源他们长时期“安营扎寨”在农村，完全和故事讲述人及听众打成一片，以自己同乡民的生活、心理、语言融合无间的身份来领会和转述民间故事，所达到神形相通的程度，显然是欧洲学人所难以企及的。虽然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和早期《格林童话》之类的西学影响有关，可是经历百年运行，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问世为标志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境地，我们应有充分自信在改写故事方面进行超越性的开拓，并从这方面有力显示出中华民间文学事业的鲜明中国特色。 在这里还须指出，对采录的民间故事素材，还可以进行再创作，享誉儿童文学界的葛翠琳的童话集《野葡萄》，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家在此施展文学才华的空间更大，其审美特征须另作论述。 最后说到一苇的《中国故事》上来。她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工作，将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民间故事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不但自己开口给学生讲故事、动笔改写故事，而且还回到家乡置身父老乡亲中间听故事、讲故事，以坚强毅力克服困难，立志完成一部如同《格林童话》那样的故事书献给中国读者。他刻苦学习，大胆实践，已经写成近百篇初稿。我读了其中的一部分，感到它们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一个新品种，十分可贵。但得其神韵的民间故事改写，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接受读者赏析，吸收批评意见，才能臻于完美。我和她在年内的几次通信，已作为另一篇文章发表，这几天再写成这篇序文，推荐一苇的故事书，并就改写民间故事这个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的新鲜话题继续展开讨论。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此文鼓励有志者进行改写故事的多样化实践，以促进百花竞艳。 最后，还想联系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说几句话。我是60年前因撰文参与故事整理编写问题的讨论跨进民间文艺学学苑的，近期《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明海英以《开掘民间故事这口深井》为题刊发了一篇对我的访问印象记，其中主要评介了我撰写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故事学纲要》和《中国民间故事史》等从多侧面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几种学术论著。除此而外，我几十年畅游中华各族民间故事的浩瀚海洋，痴迷于它的皇皇美妙，为着让全国广大读者共享这份宝贵精神食粮，曾精选了《绿袍小将》《宝刀和魔笛》《中国民间故事精选》《中国民间故事经典》《中国美丽故事》等多种故事集推向书市。此外，我还和邻国学人合作，编选了《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于东京出版。放眼四海，似乎这并非我的个人兴趣使然，如日本的池田大作和德国的狄尔鲍拉夫两位学者在几年前发表的关于“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的对话录中，谈到跨世纪的教育问题时，竟然也对怎样发挥民间故事的教育作用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说这些故事“是超越代沟，维系精神联系的纽带”，从而提出：“越是在现实社会和生活形成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构成共同基础的因素，以往流传下来的童话（故事），才越有流传下去的巨大意义。” 在我们正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在，这段话更能给我们以有益启示。这也是我分外热心关注改写民间故事一事的缘由。 从1956年评论《牛郎织女》故事的整理编写，到现今给一苇改写的《中国故事》撰写序文，历经60年，想不到竟然还在这个文化元点上打转。这使我脑海中不禁涌现出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