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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3期8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黄帝纪年”是与中华人文始祖相关的历史纪年方法。“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之前即清末时期，以及当代有两次讨论高峰。百余年来“黄帝纪年”的两次倡行，虽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却又有着共同之处，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亡国灭种之际 盛谈黄帝纪年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纪年改革的热议，尤以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最为倡行。最早使用黄帝纪年者为严复，他在1898年出版的《新史学》杂志中发表了《有如三保》一文，使用了“开国自黄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最早倡行黄帝纪年者为刘师培，他在1903年正式发表了《黄帝纪年说》（《黄帝纪年论》）。他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他认为，康有为倡孔子纪年，是以“保教为口实”，而他倡行黄帝纪年，是以“保种为宗旨”.他还谈及使用“黄帝纪年”的三大好处：一是“黄帝之前，历史事实少，孔子之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二是“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三是“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公纪年用黄帝，则君主专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他在最后所署的时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刘师培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积极的响应，一时以黄帝纪年为热潮，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以及《江苏》、《民报》等刊物，也都改行黄帝纪年。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1912年1月2日），通令各省的电文中云：“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因此，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之初达到高潮。在共和政府成立之际，明确阳历革命酝酿过程中，最为畅行的是“黄帝纪年”. 在清末的十余年间，黄帝纪年虽然成为革命时尚，但对于黄帝纪年的起始之点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如严复说以1898年为黄帝纪年4386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488年。刘师培说以1903年为黄帝纪年4614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711年。《江苏》等刊说以1903年为黄帝纪年4394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491年。同盟会祭黄陵文说以1908年为黄帝纪年4605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97年。宋教仁依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文献考证，以1905年为黄帝纪年4603年，并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成而广为流传，也为孙中山通电所采用的说法，其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98年。因此，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后未获采用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对黄帝起始年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一点单靠传统文献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世纪末的炎黄文化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形成了高潮，这一高潮有如下若干标志：一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正式成立，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炎黄文化研究会。二是各地对炎黄为代表的人文始祖资源的开发，并以陕西黄陵、河南新郑为代表的黄帝祭拜活动最具代表性。甘肃天水、河南淮阳的伏羲祭拜活动，湖北随州、湖南炎陵、陕西宝鸡的炎帝祭拜活动，河南内黄的颛顼、帝喾祭拜活动等，具有较大的影响。三是编辑出版了《炎黄文化研究》等专门刊物，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河南新郑出版了《黄帝故里通鉴》、《黄帝故里志》，陕西宝鸡出版了《炎帝志》等，均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尤其是《炎黄汇典》的出版，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在炎黄文化研究与开发热潮中，中华文明与历史的纪年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96年国家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以及测年技术的诸多学科专家协同攻关，于2000年正式发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了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代纪年为公元前1600-前1046年，西周纪年为公元前1046-前771年。目前正在推进的文明探源工程，也正在进行基础性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黄帝纪年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是学界与民间关注的重点，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依照文献，推出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00年。河南新郑学者赵国鼎，于2003年出版了《黄帝甲子纪年表》，提出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99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