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的热议 不同的内涵 认真比较100年前后的两次黄帝纪年的热议，从中可以看出，黄帝纪年问题从一开始就与政治、与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00年前的黄帝纪年说之所以倡行，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一是黄帝纪年的盛行是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反应。在清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欺侮，使每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中国人都产生了民族危机意识，尤其是对清朝统治者失去信心。满汉民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实际上从道统上根本否定了清朝统治执政的正当性。因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子纪年”，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黄帝纪年”，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共和纪年”，以高梦旦为代表的“耶稣纪年”，以钱玄同为代表的“帝尧纪年”等各种学说争议激烈。“认同和使用何种纪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区分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二是黄帝纪年的盛行也是辛亥革命的舆论先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余年间，各种思想与学说十分倡行，实际上与道统的正当性有极大关联。清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已意识到治汉人必用汉法的重要性，因此将儒家文化奉为正统。如在对先贤的祭祀方面，其力度与规格都超过了前朝，并以此将满汉矛盾降至次要位置。清末的二十年间，国家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使国家真正图强自存，必须进行革命已渐成主流趋势，因此以黄帝纪年为代表的各种思想与学说的倡行，“可以理解为清末这些士人为了把满清政府和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作出区分而应用的一项斗争策略，是他们表达反抗情绪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在它的背后隐含着晚清士人寻找新的国家认同的巨大努力”.实际上，这种争论，为推翻清朝统治，制造了更多更大的舆论。辛亥革命之后，当共和政府成立之时，也就是说当政治目的达到后，纪年之争也就偃旗息鼓了。 100年后的当代，在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进程中，黄帝纪年说以及以中国元素为特色的年号纪年的倡议，再度成为热议的关注点，而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对内与对外的不同。清末所形成的黄帝纪年讨论，是在外国列强欺侮之下，以纪年的变更否定清朝统治的正当性。而当代黄帝纪年的讨论，更多地表明了中国国力增强之后，对文化传统的呼唤，对文化特色的彰显，这实际是民族自信心的具体体现。二是忧患与振兴的不同。清末关于黄帝纪年的讨论，是在国家贫弱的条件下，士人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而当代黄帝纪年的讨论，实际上是民族振兴过程中，在世界潮流中更加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现。从百余年思想倡行的轨迹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中进行选择，中西文化的分别倡行也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如果说与国际接轨，在过去更多地是遵守西方规则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规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标准，以黄帝纪年为代表的中国元素的纪年讨论，无疑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民族自信心倍增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国家正式使用有中国元素的纪年，或者说中西纪年并用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西元（公元）纪年所存在的技术缺陷，而忽略了黄帝纪年上古时期的不确定性，要利用现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新成果，结合传统文献，进行多学科的合作攻关，使新的纪年更加凸显科学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