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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广泛流传在大西北广袤土地上的民间文艺经典性代表作，因为她的歌词结构和音乐风格的明显差异而分为洮岷花儿和河湟花儿两大流派。岷县则是洮岷花儿的核心流行地之一，在西北花儿的传承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国内整理出版的花儿成果尽管已经数以百计，但具体深入系统地专题式调研，且能科学规范整理的成果却为数很少，我常引以为憾。所以当看到张润平先生等人将近1300页厚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书稿时，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厚重感。 由于种种机缘不巧，我多次错过了去岷县做花儿田野的机会，但对岷县似乎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我关注于西部诗歌史的拓荒研究，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大量古籍文献时，屡屡看到关于临洮、岷州（即今岷县）的种种记载，感到这里的历史文化悠久古朴而博渊深厚，有些句子至今仍有记忆。比如我发现的明代高洪专门有描写农民演唱花儿情景的“青柳垂丝加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篇，经撰文介绍后被广为引用，现在算是人人皆知了。而在1984年我在北京发现的《甘肃竹枝词》，里面既有生动描绘岷洮河湟一带民众漫唱花儿的诗句：“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也有专门描写岷县多民族特点的诗句：“谩说岷洮容易治，汉回杂处又西羌。”正因为此，我从书本上对岷县有一种模糊而质感的认识。 还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一度特别热衷于西北花儿的研究，并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设了面向全校的选修课《花儿漫论》，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整体性系统研究论述西北花儿的专著《花儿通论》。因为教学与论述的体系性需要，查阅了一批有关洮岷花儿的文献资料，并与古籍文献、河湟花儿比较，对洮岷花儿做了粗略的梳理，并在《花儿通论》中作了介绍。当然，我的主要关注点是河湟花儿，所以对岷县花儿的研究和讨论很是粗疏浅薄，但这时我对岷县的认知已从综合的历史文化转向为洮岷花儿和二郎山花儿会的具象化认识。 进入本世纪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作申报开始，我当时作为青海省非遗专家委员会主任（虚衔）参与了整个申报工作，并在花儿会项目上力主同时申报多项，并撰写了分析陈述各花儿会不同文化个性的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互助县丹麻土族花儿会、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等4个报告。文化部公布首批进入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除了青海的这4个花儿会，甘肃分别以洮岷花儿和河湟花儿为标志的花儿会当然也荣列榜上，其中就有岷县的二郎山花儿会。这使我更加认识了岷县花儿和花儿会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尤其是在岷县文化学者及甘肃文化界的努力下，岷县花儿的传承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大大先进于周边省区的花儿与花儿会。岷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之乡”，岷县花儿还和其它“甘肃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国家级非遗代表作二郎山花儿会相互辉映，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空前提升，屡屡使我遥望钦佩。 对岷县当代文化研究的认知则是前几年的事情。2013年春天，我应邀前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客，在曹宏举社长的办公室，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两本书想拿走，曹先生说本来这都是样书不送人的，但对我这个特别的好朋友则例外。他还从另一个书架上抽出另一本书给我说：“这本书很不错，也是我社出的，有时间可以看看。”我看书名是《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第一作者叫张润平。到了夏天，在西宁的“花儿论坛”会上，和润平第一次谋面，更多地了解了岷县学者在花儿及其非遗文化保护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编辑出版了系列著作“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其中不乏佳著，如包孝祖、季绪才编写的乡土教材《岷县花儿》（分中学版和小学版）、季绪才编著的《岷州花儿选集》等。据我所知，花儿以正式出版的教材进入中小学课堂，这在其他省区是很少见的，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说明岷县的花儿研究人才辈出，已经形成了强势的学术团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