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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者眼中，少数民族服饰是一件件用象征语言“写”出的神话。从服饰角度思考、研究神话的起源和传播可以很好地拓展神话学的研究空间。围绕服饰与神话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邓启耀。 图像化的神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传世实物、图像、服饰在神话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请您从少数民族服饰及其图纹的角度谈一谈神话研究。 邓启耀：记得1989年底，我去云南省进行田野调查，习惯性地找当地苗族居民询问他们的历史。老人问我识不识字，把我问懵了。他指着一位身穿苗族服装的女孩说，“我们的历史都写在上面了”。他把女孩叫过来，从上衣到百褶裙，从肩背绣纹到裙上的蜡染图案，一个花纹一段故事，从黄帝蚩尤大战到苗族千年迁徙史，把我听得目瞪口呆。我这才明白，这些图纹在他们眼中，就是一种“字”，是苗族神话古歌图像化了的叙事符号。正如景颇族谚语所说：“筒裙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字。”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是苗族祖先留下来的象形神话古歌。后来，我到贵州苗族地区考察，发现当地人衣服上的那些精美绣片竟也是一段段有据可查的历史叙事。苗族的服饰、神话古歌和汉文古籍中那些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的神话，都具有极强的互文性。 在哈尼族山寨，我也“读”到了许多图像化的神话。在云南元阳县哈尼族“贝玛”（巫师）的家中，我看到一种被称为“吴芭”的头饰。这种头饰，由“贝玛”在葬礼或重大祭祀活动中佩戴。据“贝玛”和当地学者解释，“吴芭”上用不同颜色绣出来的树状图案记述了哈尼族的起源和历史上的重大战争及迁徙事件。他们可以指着头饰上的图纹，叙述哈尼族从哪里来、死后到哪里去、什么时期遭遇挫折、什么时期兴盛发达的漫长故事。这些神话与现实混杂的民族文化史，用不同图纹和颜色标示得清清楚楚。这些图纹就是一部部创世神话和迁徙史诗，巫师们戴着这部象形的创世神话史诗，带领族人从远古走到现在。他们没有文字，但这个160多万人口的民族，却用丰富的口述叙事和被称为“民间艺术”的图像叙事及象征文本，书写了自己的文化史。 即便在一般人身上，图像的“书写”也随处可见，比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哈尼族僾尼人，姑娘头饰上的红色羽毛，象征天界的护佑；而镶嵌在头饰中的白木虫和骨雕，则是小伙子们求爱的公开情书。透过这些服饰，你可以读到民族的神话史诗，读到一部关于人生礼仪、民俗习惯、社会分层、道德规范以及文化心理的百科全书。通过对包括服饰在内的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进行田野考察研究，我发现，文化不仅仅是文字记录下来的那些东西；文“字”，也不仅限于我们认识的类型。 关注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少数民族服饰等角度研究神话能够突破传世文献的限制，关注一些以往被忽略的问题，这无疑有助于拓展神话学的研究空间。 邓启耀：我们知道，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只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用文字书写历史的族群，也只是文化史书写者的一部分。在“史前”（以文字出现与否为标准）时期，人类以物象、图像、动作和声音等方式“书写”的历史，至今还没有被充分研究；而无文字族群的文化，更存在众多认知空白。所以，包括神话研究在内的民间口传文化研究，以及包括服饰图像在内的视觉表达研究，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对神话学研究来说，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通过口述文本和图像文本的互证与互补，可以将文化呈现得更丰富、更细微、更生动。这种意义不仅仅是方法论层面的，也是认识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它让文化史不再为帝王史所遮盖和垄断，而具有了更多人民性的、复线的和多元的内容。“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对神话学研究，乃至对人类文化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从“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角度展开神话学研究，您有何建议？ 邓启耀：正如神话研究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一样，服饰研究也不仅仅是图像研究。我也参与过“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但进入田野后，我发现各民族之间广泛流传、使用的神话等口述作品，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它们在特定时间、地点，举行特定仪式，由特定人物（一般是巫师或长者）吟诵。服饰也不仅仅是“美”的艺术作品，各民族服饰、图纹既有形式上的艺术特色，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许多服饰的穿着，只限定在特定节日、祭祀，它们的功能和神话类似。所以，从图像、服饰等角度观察研究创世神话等口述文献甚至文字文献，关注“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但我们也要明白，尽管图像研究很有趣，但只是文化研究的角度之一。从图像、服饰等角度观察研究创世神话，离不开文字，更离不开口述文本。服饰、图像，虽然形象、直观，但作为传递信息的符号，它们也有指向不明、阐释多义等缺点。如果脱离了本文化持有者的解读，脱离了特定文化语境，就很难清晰、准确地传达它们的意义。甚至由于时代变迁、空间转换、身份变化，本文化持有者也会作出不同解读。所以，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足够警惕，尽可能避免独断性判读和过度解释。 总而言之，图像和语言文字，虽然符号系统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在文化史和族群史上可能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但我们不能将它们孤立看待。因为在族群史和实际生活中，它们是互补、互文、互证的文化符号形式，是文化整体的不同构成部分。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8日第128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