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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萨尔学”的长足发展：新时期以来的研究 1979 年至1987 年，“用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理论，描述《格萨尔》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艺术”，［30］认为史诗反映了为民除害、保护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思想。［31］这种讨论占据着主流，事实上承袭了苏联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诗研究理论与问题意识。 1987 年至2000 年，热衷于探讨《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尤其集中探讨古代藏族宗教信仰文化与传统社会制度，例如古代藏族氏族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等。［32］这些制度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今的藏区生活，因而史诗是藏族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这种研究糅合了马克思的史诗观与流行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1984 年以来，吴均、毛儿盖·三木丹、洛哲嘉措等学者研究格萨尔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开启了史诗研究的“历史学派”。后期更多藏族学者延续了这种研究，并继承传统藏族学者的观点，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最终达成共识，认为格萨尔是11 世纪的历史人物，史诗是其传记。王沂暖集中探讨了史诗的部数、行数、分类法以及藏蒙《格萨（斯）尔》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格萨尔》存在分章本与分部本的差异。与此同时他认为：通过逐行计算，《格萨尔》史诗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蒙古族《岭·格斯尔》源自藏族《格萨尔》，但又有自己的特点。［33］ 杨恩洪先后调查了西藏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青海果洛州、玉树州的艺人情况，对艺人的类别与说唱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艺人从传承方式上可划分为五类，即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和园光艺人。［34］此外、东嘎·洛桑成列、角巴东主、恰噶·多杰才让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巴仲（后期归为多巴念夏，即民间术士的一种类别）艺人的神奇创作天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35］ 降边嘉措、王兴先等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更为关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研究生导师，他们从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出发，着眼于研究梯队的建设，从人才培养方面开启了“格萨尔学”的新起点。此后，“《格萨（斯）尔》史诗”这一研究方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逐渐增多。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北民族大学的“文库本”（1992－ ）［36］、中国社科院的“精选本”（1996－2013）、西藏社科院的“桑珠本”（2000－ ）、青海文联《格萨尔》研究所的“优秀艺人本”（2008－ ）等大型项目得以开展。以“精选本”为例，1996 年立项，计划精选40 部已搜集的《格萨尔》抄本，进行异文本之间的校勘后出版。但是，首批出版的前4 部（2001 年）受到了如下诟病：或未经任何选择，将所有异文本汇编为一册，比如《天界篇》，或将各种异文本“根据自己喜好”进行“剪贴式”处理，比如《霍岭大战》。此后，经编委会讨论决定，只做“精选”与文字校正工作，并将范围扩大到艺人说唱本，至2013 年底终于完成了全部编纂出版工作。 2000 年以来，中国相继开展了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下，藏区各地开始重视史诗传统的传承与保护，在研究方面则呈现出两个特征：一部分学者开始深入研究艺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白玛龙·仁增、金果次平，他们或者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白玛龙·仁增提出了多巴念夏艺人类别；［37］或者对某个艺人进行专题研究，比如金果次平研究桑珠艺人。另一部分学者开始认真整理抄本文献，比如曼秀·仁钦道吉详细分析了十八大宗各个抄本的产生、涉及的地理、文体风格特点等，为进一步研究史诗的形成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四、小 结 总之，“格萨尔学”的研究工作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继续着，特别是近年自这部史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以来，相关的保护工作得到了加强，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热潮。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随着保护、搜集、研究工作的进展，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交流，会将“格萨尔学”的研究推上更高的台阶。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