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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历书之繁盛及其原因 历书在唐宋时代繁荣之盛况，可先由敦煌历书之年代分布稍见其大略。现今已知42种年代确切可考之历书，分布于798叫93 A.D.之185年间;此外尚有年代未定之残本至少九份，推而论之，其年代也当大致不出上述185年期间左右，故敦煌卷子中历书平均三年多即有一份。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历书固年年皆有，但敦煌卷子并非钦天监档案，而是五花八门，遍及古代文化许多方面，其中出现历书，并没有必然性。况且此处还必须考虑历书这种文献的特殊性质——时限问题：当新岁到来后，去岁历书按理已成废弃之物，不复为人宝爱，其他文献则不会有这一问题。如此而敦煌卷子中仍能平均三年多即保有一份历书，实为令人惊异之现象。若非历书已广泛盛行，且已深人世人日常生活之中，历书保存如此丰富密集殆将不可想象。 历书繁盛又可从雕版印刷之情况加以考察。敦煌历书大部分为写本，但亦有雕版印本，如唐乾符四年(877A.D.)历书(斯OO六)，为现今所见最早雕印历书;又如唐中和二年(882A.D.)历书残页(斯O—O)，为当时四川“成都樊赏家”雕印出售之私历。雕印历书在唐时已广泛流行，史籍中提到的印刷地点有长安、四川(成都、梓州)、淮南(扬州)、江东等处，印刷商号有“成都樊赏家”、“上都东市大刁家”等。兹略举唐代私印历书记载三则： (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旧唐书》文宗纪下) 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耒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全唐文》卷六二四东川节度使冯宿奏)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徵节候，因争执，里人执而送公，执政日：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唐语林》卷七) 私印历书当然有商业动机，商人抢在朝廷颁历之前先自行编算(当然由民间术士进行)雕印发售，占领市场。“阴阳之历，吉凶是择”，百姓要从中得到日常行事宜忌之指示，他们日常生活已离不开历书，因而市场广大。利之所在，商人乃纷起违法印售。由此不难推知历书在唐代繁盛之状。 历书在唐代有时又被作为珍物之一种，赐予大臣以示恩宠，兹举一例，《刘禹锡集}卷十二为杜佑作《谢历日面脂口脂表》云： 臣某言：中使霍子磷至，奉宣圣旨……兼赐臣墨诏及贞元十七年新历一轴，腊日面脂口脂，……天书下临，睹三光之照耀;玉历爰授，知四时之环周。雕奁既开，珍药斯见。……命轻恩重，上答何阶?无任感 扌卞 屏营之至! 此为801 A.D.事。此“新历一轴”很可能也是雕印的，因此种颁赐多半不会限对杜佑一人，若同级官员皆有，则数量已不小，自以雕印为便。 历书之所以在唐代大为盛行，且此后长期不衰，其主要原因，似乎仍当从历书内容中求之。由于唐宋历书实物主要依赖敦煌卷子之奇缘方得保存下数十种，以这些实物为样本考察其内容是否有代表性，对此问题须先略加讨论。敦煌虽自安史之乱后已大体无法与中原直接交通，且中间又有六十年“陷番”时期(787—848 A.D。)，但长期保持着汉族政权，成为汉文化之飞地，这可从张氏、曹氏政权世世“遥奉汉家正朔”——虽自行编算历书但仍坚持用中原年号——得到有力说明。再以传世宋宝祜四年会天历书考之，上距敦煌历书中年代最晚者(伯三五O七，993A.D.)已260余年，但两者内容、格局皆大同小异。足证敦煌历书即使出于当地历术家(如翟奉达)自行编算，仍确属华夏传统文化氛围中之产物，其保存传世虽有极大偶然性，但以之为考察对象，所得结论仍将不失普遍意义。 历书中逐日所注行事宜忌之说已屡见前述，其功能为向世人提供日常行事时趋吉避凶之指导，可不必多论。此外历书还有另一类内容，带有普适性质，可视为历忌之学(中土旧有及佛经所传者，等等)结论规则之摘录，专供读历人举一反三，自窥门径之用。此种内容通常置于历书开首处。前引《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中“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即其一例，同样内容也可见后唐同光二年历书(斯二四O四)等件。此种普适理论内容甚多，比如同光二年历书中讲解多达三十余种神煞直日之宜忌;另有建除十二直之宜忌、不同纪日地支之日的宜忌等，兹各引一小段以见一斑： 月虚日不煞生祭神，八魁日不开墓，复日不为百事，九焦九坎日不种口及盖屋…… 建日不开仓，除日不出财，满日不服药…… 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 此外尚有讲求修造方向吉凶之九星术(可以伯二六二三后周显德六年历书为例)、将人间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依次讲各姓行事吉利年月之“五姓利年月法”(可以同光二年历书为例)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与历日毫无关系者，如同光二年历书中绘有一图，上亘北斗七星，中有冠带持笏神人，身后小童侍立，前一人作跪拜祈祷状，旁有文字云： 谨案《仙经》云：若有人每夜志心礼北斗者，长命消灾大吉。葛仙公礼北斗法：昔仙公志心每夜顶礼北斗，延年益算。郑君礼斗官长敬，不注刀刃所伤。 诸如此类。降及明清，历朝所颁历书虽有其大体固定之格式，但种种宜忌之说、择吉之术则仍一脉相承。 要之，历书之出现，将昔日历忌之学由术士之枕中鸿秘转化为家传户晓常见之物，为世人日常行事提供简明易懂之吉凶宜忌指导，很快成为素来笃信天人合一、讲究在选定之合适时空点上行事的古代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历书繁盛之主要原因，当可由此人手加以珲解。 参考文献 ①本文所涉及之秦简日书、楚帛书、汉简历谱、敦煌卷子、唐宋历书及佛经等收据如下版本： 秦简日书：《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楚帛书：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5。 汉简历谱：《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银雀山汉简释文》、《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7。 敦煌卷子：黄永武辑：《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 唐显庆三年历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宝祜四年会天历：《宛委别藏》册六十八朱彝尊跋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 正文中仅称引其各件标题、年号或通用编号。零星不在上列者及常见古籍则于正文中引用时注明出处。 ②关于十二直推求之约定及细则，可参阅以下两文：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邓文宽：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9)。 ③席泽宗、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12)。该文综合前人工作，共考定敦煌历书37种之年份，其中以元和三年为最早。黄一农：《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新史学》，台北，1992。该文又考定12种，其中五种为席、邓两氏之文所未论及，此五种中有一种(斯O二三O)黄氏推论可能为贞元十四年。 ④详见江晓原：《天学真原》第六章之Ⅲ、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原载《中国文化》第4期，北京·香港·台北，19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