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时期，许多与生态保护相关的法令都出自《月令》，各代帝王均以诏令的形式贯彻月令的“时禁”思想。如《唐律疏议》第430条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而“非时”，即二月至十月底。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河渠令”规定用水的“时禁”：“诸小渠灌溉，上有碾磑，即为棄水者，九月一日至十二月终方许用水。八月以前，其水有余，不妨灌溉者，不用此令。”盛唐及后世帝王多次明确下诏要求“敬顺天时，无违月令”。如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诏曰：“献岁之吉，迎气方始，敬顺天时，无违月令。……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动生植之类，慎无杀伐，致令天伤。”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下诏，“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孽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总之，从古代国家法层面上分析，生态保护法律尽管内容上有所差异，但基本精神与《月令》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基本一致。 《月令》思想在古代民间习惯法中的体现 古代民间生产生活经验和习俗，常常在一定地域、血缘之间形成自发的约束力，从而成为传统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些古代农书，通过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将《月令》所倡导的“时禁”思想，发展为重要的农业习俗，不仅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实践，也构成民间生态习惯法的渊源之一。如《月令》中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农家月令书代表作——东汉《四民月令》中。北魏《齐民要术》也常常依据《月令》，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其《伐木》第五十五要求：“凡伐木，四月、七月则不虫而坚朋。……非时者，虫而且脆也。”此外，南宋的《陈旉农书》强调在农业生产中要做到“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元代《王祯农书》也说“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虽有智者，不能冬种而春收。”(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