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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越跨境民族京族的史歌，讲述了以海为生、开辟家园、歃血为盟、建亭祭祀、固守边疆的历史记忆，洋溢着强烈的“家园意识”。文章以史歌吟唱为中心，综合文献文本、地方叙事、民间信仰的情感与情境，对京族的族群互动进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探讨糅合了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的迁徙史歌如何成为京族文化传承的实践动力。 关键词：京族；迁徙史歌；家园意识；族群互动 作者简介：黄玲，百色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 金沙白浪、潮涨潮汐，在中国东兴的京族三岛上，一首首悲切而坚韧的迁徙史歌随着海风低徊飘散。这些迁徙史歌唱述着京族祖先由越南迁徙到中国土地后，如何以海为生、开辟家园、歃血为盟、建亭祭祀、固守边疆的历史记忆。同时，地方叙事和民间信仰，与史歌交织融汇，共同为世人理解京族的历史起源、生命记忆、情感心理与族群认同建构出立体多维的文化情境。概言之，京族迁徙史歌，紧紧围绕家园的建立与守护，真切展现了京族从漂移不定转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同时，强烈的“家园意识”作为精神内核，不仅推进了新土地上家户与家户、村落与村落、族群与族群间的契洽与互动，还将不同的迁徙族群吸纳为一个同心圆。那些各自迁徙飘零、游移不定的族群身份也逐渐得以聚拢、凝结，呈现为中越跨境民族——京族这样一个散发着海洋气息与边际色彩的“文化共同体”。 一、史歌叙事：迁徙族群的失忆与记忆 史歌，包含了历史与文学两个叙事维度。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是族群集体对文化渊源与历史记忆的再现与追溯；作为一种文学生活，史歌叙事又带有演述主体鲜明的情感与想象。换言之，史歌叙事是“共同体叙事”和个体情感表达的双重演述、相互渗透。所谓“共同体叙事”，指的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中对“诸如神话、仪式、传说、巫术、魔幻灵异、地方邪技、宗教信仰和民间故事等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时发现，那些以仪式和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叙事类型经常没有作者却有叙事者。”[1]而一个民族(族群)的史歌唱述，依靠的是族群集体记忆之下个体情感和历史经验的推波助澜，是一代代演述者选择性的失忆与记忆的传承。那么，在史歌叙事中，叙事者的集体记忆如何塑造个体记忆？历史叙事如何与文学生活达成默契，并推动着个体生命与族群文化的互动生长？ 在王明珂看来，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族群)史歌，关键在于尝试理解书写者的“情感”与“意图”，及产生如此叙事的各种情境。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在文化实践层面打通一条由集体到个体、经文本到情境的路径，“如此我们才可以对他者所产生的历史产生同情与理解，体会与体悟。”[2]只有对文化主体建构族群历史的文化实践有所感知与体悟，才有助于我们对史歌叙事的真切聆听，进而去探求一个族群文化传承不息的实践动力。 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下属的东兴市。京族祖先来自越南，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中国的巫头、山心、澫尾三地以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区并定居下来。京族自称为“Kinh”，越南语“Kinh”的发音与“京”相同，因此汉译为“京人”。京族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安南人”“越族”，经国务院批准，1958年5月正式定名为“京族”。在越南，京族占越南总人口的86%，是越南的主体民族。自越南迁徙而来的族群历史，山海相连的生态生计，京族文化呈现出独特多元的文化蕴涵。京族民众对自我文化的热爱坚守与自觉保护，保留下许多生动感人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生活。诚如京族人自己的表述：“凡是历史上用字喃和汉字抄写的碑刻、文书、文献，以及京族民间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均是京族文化的宝贵资料。”[3]这些文化遗产的生生不息，在京族人的文化实践中活态传承，成为京族族群认同的精神与动力。 本研究所选择的三个京族迁徙史歌文本取自《京族喃字史歌集》，分别是《澫尾京族简史》《巫头史歌》《山心史歌》。[4]这三个文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从民间搜集，经整理后编写而成，出版时体现为以京语(国际音标)、喃字、现代拉丁化越南语和汉文四种文字并置的文本形式。这些经由印刷技术呈现的文本，犹如川剧变脸的“脸谱”，为想象京族的族性和文化提供了固化可视的表征，但却无法真切地观照京族驳杂多元的历史本相与文化本性。而这些带着情感温度和生命力度的史歌唱述，则能够带领我们去聆听和体验京族文化的厚度与深度。仔细听来，巫头、山心、澫尾三岛的史歌有着相同的叙事结构又表述不同，呈现了京族祖先是由不同的人群从越南的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来到不同的岛屿上安家落户、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与具体过程 通常而言，时间作为史歌的纵向线索，贯穿着史歌的叙事进程。综观三首京族迁徙史歌，除了《澫尾京族简史》给我们提供“洪顺三年”这一越南封建王朝的历史纪年之外，其他两首史歌并没有呈现任何具体的年代。澫尾史歌之所以出现“洪顺三年”，据史歌的收集编撰者苏维芳讲述，是哈亭祖传的亭规中有这样的规定：“承先祖父洪顺三年，贯在涂山，漂流出到……立居乡邑，一社二村，各有亭祠。”[5]因此，有可能是编撰者根据这一信息对澫尾史歌进行补充。此后，澫尾史歌的整个叙事也不再出现任何具体的历史年代信息。同时，这些史歌文本虽是当代京族文化精英搜集编撰而成，但从叙事所提及的危机事件只有天灾和盗抢，尚未出现法国殖民者入侵的相关事件，可以推知，这些史歌叙事传承的时间不少于两三百年。纵观这三首京族史歌的叙事过程，均以“代代”“十几代”等家庭代际概念来表述时间，并未采用地契等文书中的越南封建王朝年号的历史时间来表达。“洪顺三年”宛若一个“休止符”，标记京族在越南生活历史的终止。可见，京族史歌叙事中，这些驾着竹舟涉海而来的京族祖先，在脱离越南统治又尚未得到中国接收的情境下，对封建国家王朝历史进行选择性地“失忆”。 反之，京族迁徙史歌则表现出清晰、稳定的空间观念。例如《山心史歌》所唱： 清晨出海晚归来，久住认为好家园。南面一片红树林，退潮海滩似平原。西面相邻是佳邦，西北不远到安良；东北相接贵明村，四周方向已明朗。先人寻得好地方，砍树割草建茅房。 京族史歌迁徙对家园的选址方位、村子的功能布局、空间的地理生态所进行的精细空间描述，体现出迁徙族群对家园之安稳的情感想象。迁徙史歌如此翔实、真切的空间位置和地方感，与京族三岛命运多舛的历史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朝以前，京族三岛地区是中越两个封建王朝权力博弈之地，在国家归属上一直漂移不定，因此有“飞地”之称。[6]由此可见，开创家园的行为实践成为京族人深切感知祖先的关键所在。 京族迁徙史歌之所以能够成为族群叙事与集体记忆，很重要的因素是以“祖先”为史歌的叙事者与主人公。例如： 家家设立祖神堂，村村建起庙亭祠。财物丰盛生活好，人丁兴旺胜往年；每年六月初十始，唱哈祭祀乐数天。沧桑经历十几代，前继后接涂山人，大家同心共发誓，克服困难建家园。(《澫尾京族简史》) 祖先誓言要牢记，齐心协力建家园。(《巫头史歌》) 祖先住此心满意，此处是个好地方。(《山心史歌》) 史歌开篇通过唱述祖先籍贯来展开对祖先的历史追述，结尾又是依托祖先的口吻对后代提出劝谕，可见，“祖先”开创新“家园”的功绩，成为京族集体记忆的深刻烙印。 京族迁徙史歌中的集体记忆，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回忆形象”来串接、勾连和交集。所谓“回忆形象”，指的是每个族群的文化记忆均有自己的“固定点”，它的视野不随时间的向前推进而发生变动。“这些固定点乃是过去的命运性的事件，人们通过文化造型(文字材料、礼仪仪式、文物)和制度化的沟通(朗诵、庆祝、观看)依然保持着对这种过去的回忆。”[7]在三首京族史歌中，以海为生、开创家园、歃血为盟、建亭祭祀成为京族史歌基本的叙事题材与发展结构。可见，迁徙族群的记忆不再飘忽，历史不再单薄，而是以“回忆形象”为依托，在祭祀仪式、庆典展演与个体回忆的集体“狂欢”与众声“喧嚣”中，形成固定的“制度”，构建出活态传承的族群历史。据京族老人所言，“文革”期间，京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哈节被严令禁止，哈亭也遭受破坏；但“文革”之后，在国家恢复民族文化的大语境之下，京族人就是依靠这些史歌一句句的唱述来恢复哈亭的形制构造与唱哈的仪式过程。[8]正是在此种史歌叙事与“回忆形象”的相互沟通与激发，京族重拾了哈节记忆，延续了族群的传统。 综观京族迁徙史歌的叙事，无论是时间标记、空间观念、叙事主人公，还是关乎族群命运之重大事件的“回忆形象”，均对族群漂移迁徙之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状况不做描述。这对于迁徙族群和史歌文体而言，仿佛一个悖论，是文化主体有意为之的遗忘，还是不想触碰历史伤痛的逃遁？而史歌叙事对从漂移迁徙到安居乐业的变迁过程所作的详尽记述，对地理空间所作的充分渲染，却成为一种强化的集体“记忆”，在一代又一代传述中形塑着京族自我的族群想象与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