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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认同：跨境族群的边界与互动 京族三岛的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认同，逐渐形成了以海洋民族为族性、以中越跨境民族为族群身份的文化共同体。而跨境族群的身份，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的想象。当我们以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步入京族三岛，以“主位”的视角沉潜于京族的生活，京族的历史起源、生命记忆、情感心理与族群认同就会在想象叙事中渐渐地生动浮现。 如果说京族祖先背井离乡、漂移异域来到中国岛屿上，是在孤寂隔绝的环境中相互抱团取暖；那么，建立家园、劳动协作的联手互助，则是族群之间的互动与壮大。在人类学看来，社会中有两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一种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是同样也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是共生(Symbiosis)，后者是契洽(Consensus)。”[14]和谐的人类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契洽”关系，即人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其他人以获得共同的发展。在京族史歌中，京族各个族群之间通过歃血为盟、建亭立祠、家神同在、异祖共祭的形式来达成族群的认同、结盟与互动，从几乎没有血缘联系的零星家庭的居住聚落，发展为一个有着核心精神和族群传统的文化共同体。例如《澫尾京族简史》所唱述的： 大伙会集共商量，决定在此建草房。众心目归一处想，你去砍树我砌墙。大家辛苦日夜干，砍树割草来建房；日月如梭消逝去，光阴似箭时间忘。房屋终于修建成，遮风挡雨有地方。原来故乡相隔远，如今此地是故乡。大家团结如一家，纵然饥馑也不怕；共同发誓相帮助，集中捕捞分鱼虾。 因为文化主体相同的历史命运与现实际遇，不同的京族聚落在史歌叙事中均体现出大致相同的题材要素与发展结构。正如王明珂在对华夏边缘族群文化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文化之模仿、攀附常常发生在亲近人群之间”[15]的看法。无论是族群内部还是同一村寨的各姓氏之间，京族民众形成了团结互助、共同担当的精神。最能体现京族团结互助精神依旧在民间社会通行的是“异祖共祭”习俗，即一些没有后代的老人去世后，同村人也会把这些亡灵牌位请到哈亭中供奉，使其灵魂得以安慰与归属。历史上，京族曾流行一种“寄赖”的习俗，就是赶海归来的劳动收获，与途经遇见者一起分享。笔者在另一个京族村落红坎村的哈节中，看到来自不同村子的京族民众，既有亲朋好友、地方精英，也有游人访客。对于红坎哈亭上所挂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复制品，牌匾最初授予的澫尾哈亭亭长苏春发的解释是，红坎哈节也是京族的节日，“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16]。对于国家所颁发的荣誉，澫尾京族没有垄断独占，而是乐于与其他京族村落共享。可见，京族各村落达成了一种互动与契洽，不仅凝聚为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表征，也达成了各村落的心理沟通与资源共享的动态过程。 如果说在《澫尾京族简史》《巫头史歌》《山心史歌》的叙事中，京族呈现出的还是一个边缘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实践；那么，19世纪后期法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被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把京族这一外迁而来、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边缘的族群纳入了民族-国家的范畴，并推到了国家危难命运的风口浪尖。诚如王明珂指出：“由于资源、国家主权及跨边境交流等因素，国家与民族‘边界’是最神圣也是最危险的，最遥远也是最切身的，最易被忽略也是最受密切关注的”[17]。族群的“边界”不仅指向地理空间，还指向人们的主观意识。人类学家巴斯认为，族群边界是社会边界，族群除了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性，这一人群还有共享的文化与价值，构成联系互动的范围并拥有自我认定与他者认定的成员资格，而恰恰是在联系互动中可能以选择强调族群身份的方式来拓展其新的地位及组织活动模式。[18]可见，“边界”是由族群主体来选择和建构的，虽然有着“祖先来自越南”的身份表述，但国破家亡的共同命运，激发出京族作为中国边疆的国家观念。京族跨中越边境而居，处于国家边界与族群边界“交叠”的矛盾，无疑会形成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错落”。这一复杂问题，笔者另文撰述。但毋庸置疑，恰是在“家园意识”的情感感召与精神凝聚之下，京族各个村落发生着良性的交流与互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营造出边疆和谐、文化共生的良好生态。 在文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我们规避文化解释过程中的“脸谱化”与“想当然”，对具有独特表征与多元蕴藉的族群叙事给予体贴与尊重。流传在不同地区的京族迁徙史歌，是生命歌吟与生活日常的勾连贯通，以人类学长时段和整体性的理论视域，我们能够还原出京族所经历的个体家庭-多姓村落-文化族群-国家民族的衍化过程，呈现出京族的文化脉络及其社会变迁。坚韧乐观、英勇智慧的京族人，通过史歌叙事的代代传承，讲述着祖先历史、族群关系及文化传统。而京族迁徙史歌作为京族集体记忆的产物，在口传心诵中，丰盈了族群历史，感动着生命叙事，也指引着生活的实践方向。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2]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 [3]京族字喃文化传承研究中心编《京族社会历史铭刻文书文献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4]《澫尾京族简史》《巫头史歌》《山心史歌》均出自陈增瑜主编《京族喃字史歌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下文涉及史歌内容，只标明篇名，不再另注。 [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页。 [6]在宋代，三岛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明代，因推行里甲制度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明后，越南发生内乱，安南王将这些地区(现广西北仑河以北一直到广西的江平)归还中国；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清朝设防城县，今京族聚居的山心、巫头和澫尾三岛及附近地区，归防城县所辖，属钦州府。参见何思源编著《中国京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 7]转引自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8]根据笔者2014年8月、2015年3月到京族地区田野调查时，与当地老人和文化精英的访谈所得结论。 [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10]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9页。 [11]何思源编著《中国京族》，第35页。 [12]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13]郑向春、田沐禾：《圣俗互渗：京族文化的行为文本制作》，《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206页。 [15]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7页。 [16]笔者2015年3月到京族地区田野调查中对澫尾哈亭亭长苏春发的访谈所得。 [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224页。 [18]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著《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4页。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3-121页丨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6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