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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园意识：边缘族群的族性与实践 对越南历史的选择性“失忆”，对“祖先”“家园”和“哈亭”的强调性“记忆”，在京族迁徙史歌叙事结构中形成强烈对照，既反映出京族祖先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的迁徙历史，也凸显出边缘族群在迁入中国海岛后开创新家园的“家园意识”，诚如在《澫尾京族简史》中唱诵的“原来故乡相隔远，如今此地是故乡。”历史的原乡已然不可重返，京族祖先只能将“故乡”的情感移植在新的土地上，并通过辛勤劳动，让漂移的生命落地生根、代代绵延。 就人类发展历史而言，“家”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家”的内涵非常丰富。从人类学的概念和实体而言，“家”首先指的是“家庭”，一般由父母孩子构成的团体，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家”的繁衍与扩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9]，“家户组织的功能通过社会化创造了稳定性和寻求社会的连续性。”[10]正是京族祖先的英勇开拓、辛勤创造，由核心家庭的人口一代代累积，扩大为有世系关系的家族。从京族史歌的描述中，我们得知，京族祖先最先是打渔漂流到中国的海岛上，依据澫尾当地说法有苏、杜、黄、罗、高、武、龚、孔、裴、阮、梁、吴等十二姓，皆从越南涂山打渔迁来。这十二位祖先被称为“十二家先”，成为京族民众尊崇的共同家神，在哈亭中受到代代子孙的供奉。如《巫头史歌》所唱：“添丁发财家兴旺，建亭立祀安祖灵。纪念前辈却心愿，‘十二家先’建哈亭。姓裴姓陶段黎阮，刘何吴武潘孔黄；十二姓人互相依，巫头岛上聚一堂。” 由此推知，京族祖先迁徙到中国海岛上定居，最初是夫妻组合的核心家庭，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共同劳动生产，共同担负家庭事业，形成和睦相处的家庭规范。如今，京族地区还保存着这一习俗，即家里男子每次出海，老人、妇女、孩子全家人都到海滩送行，并举行海祭活动保佑家人平安归来。京族人对家人与家园的重视在核心家庭的基础上既有纵向延续也有横向拓展。纵向维度上，京族的亲属称谓在以父系称呼为中心的基础上，其基本称谓只有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显示出核心家庭代代呈递的代际关系。横向维度上，京族人还把这套亲属称谓用到了整个社会无血亲、姻亲的关系中。可以想见，京族人对安宁之“家园”怀有的强烈意念，以及在维系家园关系中的地方智慧。 京族迁徙史歌告诉我们，京族祖先是不同的人群、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迁移到京族三岛。进入京族村落我们可以看到，因京族各姓家族的祖先迁来岛上并定居的时间各不相同，京族人家“大多单门独户”，“相同姓氏内部高度聚居，不同姓氏保持一定距离”，构成了京族人家在村落的分布是“零星又相对紧密”的独特空间布局。[11]彭兆荣认为，与汉人村落直系纵线式的祖先祭祀不同，包括巫头、山心和澫尾在内，京族自然村落的家族构成不是单姓、复姓，而是多姓。所以京族更趋向于横向联盟式的共同体认同。如果说汉人村落带有认同中“根基论”的色彩，侧重于根据同一祖先的缘生纽带建立共同体认同，而京族则强调认同的“情境论”，即侧重于根据现实的利益和功能进行共同体认同。在这种情形中，京族的族源认同就带有更多“想象”的特点。京族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首先由核心家庭与核心家庭组合聚居，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人群聚落，之后歃血为盟，同心协力，共同完成族群内部的生产事业和社会事业。可见，史歌的“家园意识”作为京族祖先的族群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着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迁徙族群的“根基历史”，使得在不同岛屿上分散而居的各个族群，形成具有极强凝聚力的文化共同体。 京族迁徙史歌没有王朝历史的时间表述，而是家族代际的传递承继，此种叙事时间的视角反而为讲述者与聆听者创造了一种文化体验的真实。在这样的口传身授中，父辈的历史得以转移到儿孙的记忆与行为中，成为京族人共同的“习性”。“习性”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布迪厄认为，“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12]“习性”作为集体记忆，能够形塑与激发个体生命的思想、表达与行为实践。京族史歌唱述着祖先开创家园的功绩，形成京族集体记忆的“习性”代代相传，逐渐成为后世子孙所共享的爱护与守护家园的信念与实践。 京族迁徙史歌中还有一个重要构成，就是京族祖先如何建立哈亭、祀神祭祖的叙事。如《山心史歌》所唱述： 先人寻得好地方，砍树割草建茅房。为了骨肉不分离，回乡接亲来同堂。居住这里时间长，生儿育女人兴旺。大家杀鸡煮糯饭。歃血为盟互不忘。恰逢良机鱼水情，和睦共处年过年，此处安居有数年，砍树成木建家园。日月如梭时光逝去，巫头有人迁来居，同出同入小村庄，南风送暖夏时至。举目喜看山水奇，日间清幽夜美丽；大家谋生都顺手，仙山琼阁不能比。祖先决心住这里，大家定心来安居。后有盗贼来抢掠，遇见美女便抓去。当时祖先共商量，要立香案聘祖堂。遂派人回故居地，拜别宗灵迎祖香。先祖众人许诺言，建立哈亭迎神灵，拜祭神王建哈亭。 这些叙事呈现出京族民众的信仰观念与家园意识的紧密关系，郑向春认为这是一种“圣俗互渗”[13]的文化结构。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互渗”，毋宁说是京族在“家园意识”之“惯习”的引导下，形成了引神入俗、“家”“神”共在的“信念”，以及祭神护家、酬神娱人的“实践”。鉴此，京族人的文化主体性可见一斑。 田野调查资料也证明，京族的神分为“家神”“庙神”和“哈亭神”。京族人家里供奉的神是“家神”，主要指“祖灵”。在田野调查中笔者看到，京族人家厅堂正壁上都设有神台，上面供着列宗祖灵，神台又称为“祖公”，上写“某(姓)门堂上历代先远宗亲之位”，有些京族人称呼“祖神”为“家神”。京族人家的庭院里，与厅堂门口对着的位置，家家户户都设有一个高约一米的神台，神台上层是天官，神位写着“天官赐福”，下层是“土地”，神位写着“土家土地”和“本家土地”，“土地”为家宅的保护神。此外，“哈亭神”除了护佑家园的神圣，还供奉着本村诸家先灵，村中各祖宗神位，也设在哈亭中，与诸位神圣一起，共享众祭。从京族的信仰观念与祭祀仪式中，认为祖灵能够保佑子孙万代，祈祷神祇护佑家园安宁，处处释放着浓郁的“家园意识”。 诚然，京族强烈的“家园意识”与“家园”来之不易也有很大的关系。京族祖先自16世纪初叶陆续迁到中国，虽然史歌叙事中没有讲述背井离乡的原因，但对应越南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越南正值西山农民起义，后黎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衰落，整个社会战火频仍、政局动荡、民生凋敝。1858年法越战争，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而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位于中越边疆的中国京族被卷入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成为生活在中越两国边疆地带的边缘族群，遭受着家园入侵、国破家亡的家园危机。在这一被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京族民众所传承的“家园意识”，成为其作为边缘族群的精神内核与实践动力。在后来的史歌叙事中，陆续出现了《京族英雄杜光辉》《京族统领苏光清》等英雄史歌，纷纷唱述杜光辉、苏光清等抵御外敌、反抗殖民的英雄叙事，充溢着勇敢守护国家疆土与自我家园相结合的“回忆形象”，激励着京族人在危难中挺身而出、英勇奋战。 可见，史歌作为一种族群记忆与文学想象的叙事类型，不仅记录族群历史、解释文化变迁，也在口传身授的文化实践中对变迁加以主动的推进。这些京族迁徙史歌以“家园意识”为核心精神，讲述了不同地区的京族共同记忆、共同生计、共同地缘与共同命运的叙事，以及京族个体家庭-多姓村落-文化族群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衍生与发展。史歌代代传述，内化于个体，发挥着指导京族及其个体成员积极行动的文化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