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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满族入关后，由于满族活动地区由“白山黑水”之间扩展到大江南北。由民族地方政权发展成为全国多民族统一政权。由少数民族跃居为统治民族，故使其宗教政策和宗教注意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萨满教在感情上逐渐淡化了，失去了应有的扶持和倡导。加之，萨满教本身在“形式上、内容上越发受到佛、道、儒家影响，更随统治阶级腐朽坠落，随满人汉化，满人改其宗教，便日趋式微了”［10］。但这绝不等于入关后的满族最高统治者自此放弃了萨满教信仰，或改信了其它宗教。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们转而热心扶植和倡导佛教、道教和儒学而影响他们对本民族宗教的信仰。原因在于，传统的萨满教仍有它的功用。信奉萨满教一来可以别族类，证明他们是满族人的首领和满族利益的最高代表，是“承天创业”的英雄圣贤；二来可以利用“天神”和萨满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当权的正义性，人身的神圣性服务；三来可以利用萨满教的某些内容和信条，缅怀民族的历史，部分满足内心的空虚，并借以控制满族广大群众。 尽管“清代诸帝多好佛”。如顺治帝喜欢同禅僧交往，谈论禅机。康熙帝曾“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被称作“佛心天子”［11］。雍正更好佛，做太子时就自号“园明居士”［12］，编有《园明居士语录》十九卷。清代诸帝尽管对佛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大力扶植它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乾隆皇帝自己说得很明白，“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蕃字典，至于五十余年，几余虚心讨论，深知真诠”［13］。知真诠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正如乾隆皇帝自己所说：“本朝之维护黄教，原因众蒙古孛来皈依，用以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14］。清宗室昭梿说得更明白，“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15］。清朝最高统治者还鉴于“诸蒙古笃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奉，听其言而行者甚众”［16］的情况，加强了对蒙、藏族人民精神主宰活佛大喇嘛的控制，借以安民心，守边疆。因此，不论清代皇帝在政治上封赐活佛喇嘛什么尊号，在经济上赠送多少昂贵的物产，在宗教信仰方面给予诸多优待，修建寺庙等，均以活佛喇嘛顺服清王朝统治这一点为前提。否则，如敢“煽乱”，“即正以法”［17］。 入关后满族最高统治者对萨满教远不如入关前那么重视，究其原因在于萨满教作为古老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已不太适应入关后清王朝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失去了巩固大清政治统一的作用。其落后的宗教仪式，已不适应清王朝统治者担负的日益繁重的政治活动。因此，乾隆皇帝于1747年颁布了《满洲跳神祭祀典例》，规定萨满教活动的程序是；只穿神裙，不带神帽。俗称“跳家神”。至于满族入关后，滞留在东北和散居全国各地的满族人，则仍保持了萨满教的信仰。寻常满族人，于屋内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崇奉的神灵有自然神，如山神，地神等，也有动物神，如熊神、虎神等，也有佛教和道教部分神灵。据调查资料表明：“解放前，黑龙江省的满族普遍信仰萨满教”［18］并一直延继到解放前夕。“在吉林省的满族人中信奉萨满教的情况大致和黑龙江省相同”。［19］ 综观满族入关前后萨满教的变化，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宗教如果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宗教与社会相适应，是宗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2．宗教如果失去统治阶级的扶持，必然走向衰落。3．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即使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 ［1］《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第29页。 ［2］《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第136页。 ［3］［德］洛梅尔《早期猎人世界、巫匠萨满和艺人》，慕尼黑1956年版。 ［4］《斯大林全集》第ｌ卷第29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页，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 ［6］《清太宗实录》卷18。 ［7］《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第237页。 ［8］《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 ［9］《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第28页。 ［10］《满族史论丛》1958年人民出版杜第200页。 ［11］《地名知识》1987年6期第23页。 ［12］同上 ［13］《东华录》卷3，崇德八年五月。 ［14］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卷八。 ［15］同上。 ［16］《承德避暑山庄》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7］《热河志》卷四。 ［18］《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第187页。 ［19］同上。 （原文刊于《满族研究》199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