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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南方史诗类别研究 (一)国内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史诗研究的干预逐渐减弱，国外史诗研究成果也大量译介到国内，一些学者在对以前史诗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也介入到史诗研究中，从而促使国内的史诗研究发生了范式转换。“中国史诗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转型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32] 这一时期，钟敬文对原来提出的“创世史诗”也进行了新的思考，他提出了“神话性的创世史诗”、“文化英雄史诗”的两个新概念，并强调在西南民族史诗中，神话性的创世史诗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存在主要叙述文化英雄的史诗，这些文化英雄包括了创造文化的人物及战争中的英雄。南方英雄史诗不限于战争，更主要的是文化创造英雄，有神话色彩。像造房子、发明农耕、创造两性制度等等。北方以塑造征战英雄为主，南方以歌颂文化英雄为主。[33]他认为，中国史诗应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立足于口头传统来进行研究，并将史诗学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强调史诗研究不能止于抽象的一般原理上，还要转回到具体的史诗个案中去印证、去检验、去深化对史诗传统的理解，深人地揭示史诗的口传本质，辨明史诗传统在当今民间的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变的规律，才能达到对史诗传统的诗学特征进行科学总结的研究目的。[34] 史诗作为“范例的宏大叙事，”往往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丰碑，它涵盖了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谚等多元文类形式，突出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形态乃至文化成就，因而史诗成为口头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类及主要研究对象，史诗研究成为口头诗学的学科基座。可以说，中国史诗研究范式的转移既是对多年研究成果的反思总结的结果，也是受益于国外的口头传统理论研究成果的引介及借鉴，这对南方史诗类别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南方史诗类别研究 在国内学者中，巴莫曲布嫫对南方史诗研究着力较多，她提炼的“格式化”，演述人与演述场域，文本属性与文本界限，叙事型结构和叙事界域，特别是“五个在场”等，则大都来自本土知识体系与学术表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意义上的接轨，以及在史诗学理论建构上东西方融通的视域。其次，在方法论上对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流程、民俗学意义上的“证据提供”和文本制作等问题做出了可供操作的学理归总。[35] 口头传统理论引入到南方史诗类别研究中，有三大突出成果： 一是巴莫曲布嫫与朝戈金提出了“复合型史诗”的概念。这一概念契合了南方史诗的混融性特点，其混融性特点不仅体现在创世神话、族群迁徙、部族争战等史诗内容的交叉互涉，难分畛域，也体现在史诗演述过程中的书面与口头文本、文本演述与仪式叙事、演述者与受众者、神灵与凡人，以及诗、歌、舞、画等多元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和而不同的混融性上，这与原始宗教及原始艺术的混融性有着内在逻辑统一关系。复合型史诗的提出，有效解决了以往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等诸多史诗类别之间的概念之争， 其次，把南方史诗的概念定位为口头传统的范畴，突出了其口头性特征，消解了以往把史诗视为与作家文学相对应的民间文学的弊病。不可否认，口头传统的概念范畴与民间文学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特点，但二者关系范畴、概念能指、学术范式都存在区别，民间文学是口头传统中的有机构成，从属于口头传统的系统范畴；与取向于“文学”维度不同，口头传统以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范式为学科支撑，从文本、表演语境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来揭示这一传统的内在运作机制，以及与族群文化与生活的深层文化意义。这一定位促使史诗研究从以往的“历史主义”、“文学化”的外在研究取向转向着重于文本类型、故事范型、主题、口头程式、演述场域、演述者、文化语境等方面的内在研究，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史诗研究领域及学术生长空间。 其三，借鉴西方的口头传统文本研究成果，从文本角度重新审视史诗类别，深化了对南方史诗的完整性与多元性特征的认识。当代西方学者约翰·麦尔斯·弗里，劳里·杭柯等学者借鉴了洛德的“表演中的创编”及鲍曼的“表演理论”，把史诗研究对象的文本划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一是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二是来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或半口传文本)；三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这三类文本的划分悬置了以社会进化论逻辑的史诗类别划分的做法，而是以文本本身的特定语境中予以分析比较，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南方史诗的多样性特点及文本的不同时代语境，譬如南方民族史诗大多数是以口传文本形式而存在的，但也有傣族、彝族、纳西族、壮族、普米族等有文字经典的半口传史诗文本，同时涵盖了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产生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任何史诗文本都是应运而生的，既使是格式化了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口传文本”，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它体现了某一时期人们的“史诗观”。正如美国学者马克在研究彝族史诗《梅葛》中所提出的观点：无论是口头文本，或是与口头有关的文本，还是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都应该纳入到文本本身的特定语境中加以评价和鉴赏。这样才能在口头语境中区别表演与表演之间的不同，才能在与口头相关的语境中分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不同，才能在已出版的作品中考察版本与版本之间的不同。基于对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和客观评判，每一种文本的归类和界定都有一定的分类准矩和评价规范，并取决于文本本身的主体特质。[36] 每个概念的提出必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是后期提出的概念理论是基于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及不足的批判吸收，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上述提及的口头传统视野下南方史诗类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诸多问题。如复合型史诗的主旨是指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三种类型史诗的混融性特征而言，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三类史诗在文本中是否均衡分布?还是以某一类占主体地位，其它处于附属地位?史阳通过对彝族、纳西族、普米族、羌族、傈傈族、傣族的英雄史诗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南方民族英雄史诗常与本民族的创世神话、创世史诗紧密联系在一起，史诗中往往是先讲述创世的经过，紧接着就讲述英雄率领族人征战和迁徙，也就是说，“这些英雄史诗已融入到该民族的创世史诗集合之中，这与我国南方民族中创世史诗相对于英雄史诗要丰富得多是分不开的。”[37]同时，“复合型史诗”与“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也存在概念重合之嫌，后两种史诗概念中也包含了“创世”、“迁徙”、“英雄”的主题。另外，北方英雄史诗中也存在着“复合型史诗”，如在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把英雄史诗分为单一型、复合型两个类型，[38]仁钦道尔吉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类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并列复合型史诗。[39]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学术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会不会带来概念混淆?如何区隔这些虽名称相同但概念内涵不同的学术名词? 口头传统理论是基于帕里、洛德二人通过对南斯拉夫地区活形态史诗的田野研究来解决“荷马问题”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现存的“荷马史诗”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生存形态与南方史诗不可同等观之，二者不仅在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文化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且研究对象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如帕里、洛德师徒二人关注的是歌手如何传承、创编口头史诗内部的规律，而对仪式与史诗的复杂关系并不作为研究对象。南方民族中的壮族、傣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口头传统是与保存完整、体例丰富的经籍文本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口传文本与半口传文本的分类标准难以揭示这一史诗传统的深层内涵，另外，把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产生的史诗整理文本是否可纳入“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中也存在不少疑义，这些文本只是一种“文学读物”而非民俗学意义上的科学资料本，[40]同时这些“文学读物”不可能再回到活形态的演述场域中，已经失去了“口头性”的本质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