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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满族的萨满文本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满族发现了一批主要由萨满和栽立书写、保存的满语萨满文本，这在国际学术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书写材料同以往以口耳相传为主的萨满调查材料相比，其科学价值自不待言。难怪一些学者急于见到这些“萨满手册”。宋和平、孟慧英的《满族萨满文本研究》对它进行了探讨。 据她们研究满族萨满文本在民间俗称神本，满语叫“恩都立毕特赫”(enduri bithe)，即神书。神本本于萨满口传。口传心授是萨满教悠久而传统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有日常的耳濡目染，也有专门的培训。就萨满口传对象来讲，有的可对一般人讲授，有的只对特殊人物秘传，如对得意弟子讲授。在秘传中也有一些秘传仪式。口头传承的传统，在满族仍然普遍存在，我们在各地调查的材料很多来自萨满口授，也有来自他们的亲朋和后代的提供。比较而言，口传更为生动、丰富。严格说来，萨满文本不是萨满口传原封不动的摹写。就仪式歌曲而言，家神本(满语为包毕特赫，booibithe，直译家里的书，指家神祭祀的文本)所记录的比较符合仪式演唱原貌；而野神本(满语为阿木巴毕特赫，amba bithe，直译为大神本；或毕干毕特赫，bigan bithe，直译为野神本，指用于野神祭祀的文本)对祭仪中的一些具体演唱并非全部载入。特别是有关神祗的故事，与民间丰富的口传比较起来，尤显简略。 萨满口传为何录载于文本?按照文本上的说明来看，主要是由于满语渐失的历史过程造成的。这方面的解释同乾隆年间颁定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说明一致。在满语渐废的条件下顽强地坚守用满语祝祷的传统，必然面临一些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我们看到，许多满语文本并非用满文书写，而是用汉字做拼音字母，按满语发音用数个汉字相配而成的满语词汇记述。显然这是一种衰落阶段的满文。民间把这种满文叫做汉字转写，萨满文本里那些成篇的密密麻麻的汉字需要按照满语读音仔细辨读之后，才能领会满语原义。目前所见的各姓文本有嘉庆、咸丰、光绪诸代的早期版本，也有民国以来的大量记录。 根据宋和平、孟慧英的研究，满族萨满文本始终是氏族内部传承。满族的氏族部落关系在经历了民族一国家化过程的冲击以后，并没有完全解体，氏族部落的文化内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血缘、地缘及一些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系而得到保存。所以我们看到在原属野人女真部落的后裔中，更多地保留了以渔猎经济为底色的野祭。比如杨姓神本所祀的星神和所传的大批星象臣表现了与渔猎经济相关的节气、气候、方位、占卜等有关的说明。何姓、关姓孟姓等则保留了大批动物神祭祀，其降神中的动物表演也鲜明地表达了其先民在狩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而原属佛满洲(fe manju，即旧满洲，主要指早期归入后金和清王朝的部落，它们从事农业的时间较早，如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诸部)的满族姓氏，主要是家祭神本。当然也有例外。 满族神本为氏族传承，外人不得染指。至今神本仍由各姓萨满、栽立保存如果族人分立门户，可将转抄原来神本带走。因此同一族姓的神本大体相同。如满族石姓居住于吉林省永吉县小韩乡与东哈屯，现所见石姓神本共十一册。东哈三册，小韩八册，两地文本全部是汉字转写、神名、萨满歌基本一样。杨姓神本有“杨宪本”和“芳裕堂本”，两个文本大体一致。由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范与推行，满族的家神本出现了各姓相似的特征，它表明氏族个性从内容和本质上受到冲击和改造；但在形式上，家祭神本仍然保留着氏族制的外壳，仍在氏族内传承，仍在氏族举祭时使用。 从各姓神本的封面标题或序言中不难发现，满族神本的确立与学乌云(萨满培训)有直接关系。石姓保存的《满语汉文神谕》就标明：“满洲帝国康德六年十月二十日开学”，和“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开学”。吉林赵姓神本的“志”中明示该族“于民国丙寅年正月择吉修谱并教神匠(萨满——笔者)，时将原口传祷神用语以汉字结成满语成册。”吉林郎姓神本也记载，为后来的抬神、学萨满者诵读，“以资相传于后世，而将原抄之汉文满语各祝文祥加恭考，细心采问，重行修饰。”学乌云期间要传授神本内容，学童们要死记硬背。神本为萨满“先生”的教科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