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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民众未采用阳历、照用阴历、照过阴历新的情景，对于刚刚“改正朔”后的民国军政当局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人们甚至认为，是过阳历新年，还是过阴历新年，直接关系到是效忠民国，还是效忠清廷的问题。正因如此，1913年出现阳历新年民众冷淡、而阴历新年热闹非凡的景象时，作为社会上层的军政当局十分恼怒，做出了干涉民间过阴历新年的举动。据报载：“惟北京政界于此旧新年中，亦复停公给假，设宴张筵，而反禁商民称庆。”[43]这种情况，体现了政府在阴阳历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民众习惯势力，于阴历放假停止办公，另一方面力图压制民众庆贺阴历新年。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是下层民众观念意识、日常习俗等惯常势力对上层军政力量的抵制与反抗，逼迫官厅不得不屈就这种无形的习惯势力，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力图以政治强制力对下层民众产生影响。 实际上，反映“二元社会”对峙与冲突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在民国2年旧历新年到来之际，有些省份官府为推行阳历，禁止民众过旧历新年。为此，当时的舆论对这种干涉民众过旧历年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质之为“糊涂”，也对上层军政当局“不许百姓过阴历旧年”的原因作了分析。 官府干涉民众过阴历年，主要还是基于强烈的“改正朔”观念：“自古一代兴王，得国以后，首改正朔，以一天下之视听。”民国成立，改用阳历，其意相同。“推干预者之心，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即属顺民。”[44]《大公报》认为，百姓过阴历旧年，是“习惯之关系”使然，“并非背叛”。客观地说，这些议论是有道理的。干涉民众过阴历新年，是一种激进的举动，对旧习惯采取“禁绝”办法，也不是明智之举。但人们应该看到，在政府干涉民众过旧历新年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浓厚的“改正朔”观念;而从民众对阳历新年的消极冷淡中体现出来的，则是一股强大而无形的习惯势力，及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识。 1914年2月3日，《大公报》发表《阴阳互嘲》一文，用“阴历”与“阳历”互相调笑的口吻，用仅仅一个月过阴、阳两个新年的事实，描述了当时“阳历”与“阴历”的对峙与冲突情形： “上次阳历新年，政府宴会歌舞，街市旗彩鲜明，什么先农坛咧，天坛陈列所咧，均准人民游览，颇有新年的气象。于是阳历意颇自得，对阴历说道：老阴呀，你看我老阳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上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罢此话，将肚子气了个老鼓，当时并没有与阳历辩驳，及至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至此阴历对阳历说道：老阳呀，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的新衣，即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45] 从这个寓言式的嘲笑文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阳历在中国社会推行后，的确存在着“阴阳对峙”现象。而在这种阴阳对峙现象背后，则隐然包含着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分歧与冲突。 1916年1月4日，《大公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阴历致阳历书》的文章。作者用拟人化的文学笔法，以“阴历”致“阳历”书信的形式，将阴历盛行、阳历冷落的情况作了精彩阐述。首先，“阴历”自夸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窃惟吾国历制，创自轩辕氏，历代相承，至四千六百余年之久，皆秉为正朔，罔敢或违。以故三时不害，百谷用成，社会乐从，咸称利便。”然后，说明阳历来到中国后，必然要与阴历发生冲突，阴历“纵不敢倡言反对，然隐相联合，集群力以抵制，究其结果，国民之大多数，终皆听命于鄙人，亦犹是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亦足以徵鄙人对于国人之感化力，至大且深矣。”尽管阳历得到了社会上层各级官厅的采用，但与阴历较量的结果，因民众对它没有信任之心而受到普遍的冷落：“屈指密斯忒自入吾国以来，只供政学界之点缀，顾亦以迫于功令，不得不敷衍塞责。考其实际，亦殊无信任之心也。至农商各界对于密斯忒之态度，依然冷淡。”[46]既然阳历不受中国广大民众的喜爱，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束装西渡”，灰溜溜地退出中国。 但“阳历”并不甘示弱，立即复函“阴历”，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认为自己不仅具有“便民利国，通商慧工”的优点，而且代表着“世界大同”方向的新历，必然会逐步在中国扎下根来的。尽管阳历到中国以来，“瞬将四载，碌碌无似，未能收统一之效”，但“惟有持渐进主义，潜移默化，因势利导，冀竟其功。”中国社会的情状，“政学军警各界无不深表同情于仆，即开通之商民，每值新年令节，亦皆竭意点缀，以志贺忱。社会心理，日趋大同，先生岂竟无闻乎?”[47]这些都预示着阳历在中国还是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 “阴历”与“阳历”的这种激烈的互相答辩与讥讽，不正反映出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不可避免的对峙与冲突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