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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生而神异，武艺高超，神通广大，能变幻形体，未卜先知，是一位被神化的英雄。“赛马称王”是主人公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赛马的获胜者除了得到登上岭国王位的殊荣，还能得到大富豪嘉洛头人家的财产及他的女儿——有第一美人之称的珠牡。主人公因有赤兔神马相助，在强手如林的大赛中夺魁称王，并娶珠牡为妻。这一情节奠定了马背英雄的本色生涯，也集中显现了骑马民族的英雄观：在马背上决雌雄。《格萨尔》同《江格尔》一样突出表现了神马在主人公征讨妖魔、苦战强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萨尔虽被赞颂为有勇有谋的奇才，但在智慧方面总需要神马的教诲和启示。如攻打萨旦魔王一仗，主人公听从神马的指点，用箭射中了魔王眉间的七根毛，使魔魂坠落在地，他以为魔王已死，是神马及时提醒他：“大王啊！您身为英主，难道还不知道，这魔魂变幻多端，已被地魔饿鬼接去。它会与地魔一道，危害岭国百姓。必须再射一箭，把它彻底消灭。如若不能，后患无穷。”格萨尔听从劝告，再发一箭，才将魔王之魂射杀。此类情节反复喻示人们：战马对英雄来说有如神助。 借用我国三大史诗的另外一部——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主人公的一句名言来说： 要是徒步行走，我便成了一条不能直立的狗。 《玛纳斯》得名于柯族传说中的英雄。该族人民在历史上屡经迁移和战乱之苦，东自黑龙江，西至帕米尔高原，都是这个骑马民族的踪迹。柯族由于长年受异族统治，总是不断地展开反抗、征战，史诗反映了该族12至18世纪的社会状况，有柯族诗史之称。除我国新疆外，在前苏联与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地亦有流传。迄今搜集到的共有八部，记述玛纳斯家族八代人的斗争生活。第一部讲述玛纳斯的降生及统一天山北部各部落的功业；第二至第八部分别讲述玛纳斯的儿子赛麦台依、孙子赛依台克直至第七代英雄奇格台依先后战胜异族入侵和诸恶魔的故事。全诗充满了刀光剑影，散发着血与火的气息，记述了柯族的神话传说、宗教习俗和社会生活。与《江格尔》和《格萨尔》不同的是，《玛纳斯》具有更多的写实色彩，八部之间按照严格的历史顺序展开，主人公的命运也较少神幻色彩，并且以悲剧性的死亡作为结局。英武盖世的玛纳斯在胜利的陶醉中一时大意，遭到敌人暗算，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好似一盏明灯，顷刻熄灭！”出人意料的另一种结尾是，主人公的战马表现出无限悲哀，感动了天使，又让主人复活。 根据“三大史诗”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主人公与战马的特殊关联，我们可以概括为草原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战马英雄”型史诗模式。日本民族学家江上波夫指出，骑马术的出现不仅是战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人类史上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仅对欧亚内大陆游牧民族的骑马民族化和开展对外扩张战争提供了决定性条件，而且，连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蒙古民族的崛起，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也都因为有了骑马战术才具备了可能性。（注：江上波夫原著，铃木武树编：《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大和书房，1974。）立足于世界文学流变史，我们可以说，中古史诗群诸多作品中与战马相得益彰的主人公们，也全是因为有了骑马战术才有可能成为驰骋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疆场上的英雄豪杰。无怪乎战马的母题不约而同地构成这些骑马民族的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成为神灵的置换化身，暗中制约着主人公命运的升降乃至战争的胜负。 在喀尔喀史诗《窝迪莫尔根》中，英雄中了敌人奸计，跌入陷阱而死。其通晓人言的战马脱缰而走，飞入天庭带回天国可汗之女，让她行起死回生术，救活主人公。在布里亚特史诗《阿拉坦沙盖夫史诗》中，死去的英雄的坐骑把主人尸体带至安全地，藏于山洞中，再召来掌握起死回生术的公主，逼迫她救活主人，使之复活。此后，同一战马又协助主人对另一勇士吉尔高岱施行起死回生术，使之复生。诸如此类的母题在蒙古史诗群中屡见不鲜。美国学者伊尔塞·洛德－西尔托特斯所著《蒙古和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一文，从比较文学立场上对战马母题在叙述中的功能做出归纳，认为蒙古史诗中与主人公同甘共苦的战马具有神异能力，能够幻化变身或使他人变形；它会讲人的语言，并常常具有超越主人的智力。它驮着主人克服千难万险，逢凶化吉，还能上天入地，使主人死后复生。中亚突厥史诗中的马对主人忠心耿耿，但不具备特殊魔力，不能上天。（注：原载西德《亚洲研究》第68卷，赵洵译文见《民族文学译从》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编印，1983。）我们或许可将升天入地的骏马认同为汉族古神话中的“龙马”，这一意象本身就是神力的象征。在坦克和枪炮正式出现于战争场合之前，除了战马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的机动能力、远距离攻击能力和军事行动的快速化得以全面提高。战马在游牧文化中被神化为超自然力的代表，就因为它是游动和攻击型的生活方式的命脉。这正像使农作物生长成为可能的太阳在农耕文化意识形态中被神化为生命之源、四时的赐予者一样。“战马英雄”型史诗与“太阳英雄”型史诗代表着两种截然有别的文化生态及其人格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