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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把节在“西南文化区”的传承 郭翠潇：我们知道，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过火把节，对这种地域文化现象您是怎样看的？ 巴莫曲布嫫：是的，火把节不仅仅只是彝族的传统佳节，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在彝语支其他民族如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等民族中也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而且，其他语支的少数民族如白族（藏缅语族语支未定）、布朗族（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也过火把节。据说，在云南过火把节的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火把节可谓是一个传承范围极广的盛大节日。从民俗文化行为的主体看，大致也有从彝语支民族向其他邻近的少数民族族群传播的走势。火把节习俗在这些民族中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与各民族的原生崇拜、民间信仰以及本土宗教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这些民族尤其是彝语支民族的历史源流、文化传承和社会交往紧密相关。这里，我们可以从“西南文化区”的范围来理解这一跨族群的民俗文化现象。 郭翠潇：那您能具体谈一谈“西南文化区”与火把节传承的问题吗？ 巴莫曲布嫫：文化区是文化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化既包括最简单的、最明显的、客观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衣饰、食物、住房以及一般性礼仪和人工制品，还存在于语言、法制、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之中，有更为复杂的形式。有关的文化物质（cultural traits）集合起来就构成文化复合体（cultural complex），一个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包含着许多文化物质和文化复合体，而一个特定的居民区具有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就构成一个文化区（cultural region）。文化有它的历史延续性，一个文化区有它自己的文化传统。此外，文化传播和交流也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个要素。 那么，从时间的线索上讲，我主要说的是文化作为历史的传统。秦汉以前，西南各民族先民就已经形成并活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最早以“西南夷”名称来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举世闻名的历史巨著《史记》专列的《西南夷列传》便是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西南夷”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民族概念，一是地域概念。也就是说“西南夷”分布地域广阔，包括的民族种类繁多。在西南文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族称也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概念，西南夷、西夷、南夷、昆明、蛮夷、和夷、百濮、百越、氐羌、东爨、西爨、乌蛮、白蛮、罗罗、摩些、卢蛮、金齿……层出不穷。近年来，在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普遍流行的是三大系统划分法：即从今日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谱系出发，结合历史资料，把历史上的“西南夷”划分为三大族系：氐羌（藏缅语族先民）、百越（壮侗语族先民）和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先民）三个族群。火把节正是西南文化区中属氐羌系统的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的民俗文化传统。因此，火把节主要盛行在彝语支民族中有其历史的成因，同时，也从民俗传承方面历史地说明了这些民族之间除族群渊源关系与语言系属关系之外的“文化亲缘关系”。 其次，如果把西南文化放到一个宽泛的范围中来看的话，西南文化是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从历史上的政治格局上，西南两千多年都位居于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从自然地理看，西南山险水急，大小坝子相互隔绝，往来交通困难不便，使西南交错而居的各民族产生了一种相互认同的边缘文化心态；如果从文化区的理论看，西南文化处于汉文化、印度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交汇的边缘，即西南文化，首先是处在中原汉文化的西南边缘；其次是处于印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再者即是处在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这种边缘性使西南文化既具封闭性，又具开放性。我们都知道一个“夜郎自大”的典故，其实，最初问汉朝使者“孰与我大”的还是古代的“滇王”（《史记·西南夷列传》），从此我们便能体会到西南历史上的封闭与闭塞。其文化的封闭性或许从各民族的族源神话及文化发明神话中对多民族同源共出的认同，各民族口头文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交流中可以找到印证；与此同时，西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的客观现实又使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其文化的开放性也可以从彝族毕摩文化中的儒、释、道的局部渗透、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藏族苯教、藏传佛教和中原道教的影响，傣族贝叶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以及诸多民族文化中的汉文化渗透中窥见一斑。而正是这种边缘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结构，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和族际间的文化沟通是极为自然的，正如西双版纳的彝族支系也跟傣族一道过泼水节一样，也就是说，西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促成了火把节在各民族地区广泛流传和发展的地域性民俗文化机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