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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1]主要以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用影视的形像手段纪录、研究、展现人类文化。影视人类学不仅对人类学研究、教学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增进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和促进民族团结，以及开展国际间的文化学术交流，为民族工作提供有关参考等方面，都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这一学科给予了相当重视。影视人类学是用视觉和听觉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它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就是视听方式。由于影视人类学具有“影”与“视”的特殊表现方式，所以它与现代视听科学技术联系密切，视听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影视人类学的视听方式的进步。 从1898 年第一部人类学电影诞生以来，影视人类学已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人类学电影制作随着影视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人类学电影学说及其不同的人类学信息传递、表达类型。一百年来人类学电影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人类学电影表达并不只有一种单一的模式。它永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可能仅仅建立几条固定的规范，甚至打着“维护科学”的旗号，约束、限制对人类学电影发展和多元化、个性化、风格化的表达。人类学电影应当有多种、甚至完全不同的表达类型和传递信息的方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人类学电影手法曾经总结出一些原则，对什么是人类学电影以及人类学电影特有的方法和特征作了一系列界定; 设计、制订了一些具体的衡量尺度表，并用这些尺度表来评判一部记录片是否属于人类学电影范畴，也就是说，用一些固定了的尺度来分析一部电影的人类学属性。时至今日，这些属性分析标准和原则依然是人类学电影的一些参考原则。然而，纵观今日国际影视人类学发展趋向，人类学电影在电影手法和画面技巧的运用上，影视人类学从来没有把这些标准尺度作为唯一的依据，在恪守学术主题、内容以及人类学电影的基本学术规范和原则的前提下，许多原有的条条框框正在面临着新的突破。今天，欧美民族学界从文学理论和实践中获得鼓舞，民族志写作方法正在得到更新，同样，人类学电影制作也不断发生着一系列方法上的革命性变化，这一方面是记录电影制作自身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是与上述变化有关的“人类学新电影策略”及民族学电影结构、制作革命化变革推动的结果[2]。 在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活动开始得到加强的今天，研究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类型、制作理论及其方法，对于方法老化、陈旧并已经形成固有模式、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的中国民族志电影制作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实现与世界的全面接轨将具有现实意义。影视人类学是近一二十年由国外引入我国的，虽然我国在20世纪50 年代后期就开始拍摄了一批少数民族科学纪录影片，它们是我国最早的以人类学研究为目的而拍摄的人类学影片，但“影视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我国还是在20世纪80 年代以后。影视人类学是以非专业性的可视性活动为开端的，人们最早以图画的方式来记录社会生活，然后逐步发展到照相和电影、电视，现在“影视人类学的范围已超出了电影和静止的照片，它扩展到包括人类学感兴趣和研究工具在内的更广泛领域。”[3] 当然，它的中心还是影视记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影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只不过人类学是以文字来表达而影视人类学用影视等视听手段来表达。 把影视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其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同时也要注意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通过影视文化方法，我们可以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录下来，不仅仅留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是把这个民族的文化向其他的社会加以宣传。现今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了解其他不同社会文化的愿望也越来越强，影视人类学正好可以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影视等视听手段具有真实直观的特点，适于形象地记录文化现象，这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播和继承有很大的帮助。从20世纪5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拍摄了二十余部反映当时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科学纪录影片，这些影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那些民族的生活和社会状况。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一些文化现象都已改变，这批影片也就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如果没有这批影片，只从文字记录里我们是不会真实形象地了解那些民族从前的文化现象的。有以前的资料作比较和参照，对于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影片的拍摄也是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贡献，因为在多元文化交流的今天，人们更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影视手段的应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多样化。影视在人类学研究中不应只局限于形象化资料的记录，而要与文字一样是表达学者的观点和传播研究成果的手段，它们都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和记录的工具。影视手段虽缺乏文字的归纳、抽象和分析能力，但具备真实、客观和形象的表述能力。影视人类学的表现方式主要是视听的方式，它既要运用视听手段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研究，也要研究视听手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使用方法和规律。 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影视人类学有其独特的特点，它的发展与视听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影视技术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主要是由于它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真实的、形象的记录，它具有图像信息和声音信息的记录和传递功能。和主要用文字信息表达的其他学科相比，影视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特别是视听科技的关系更为密切。任何一种视听技术都包括影像和声音的采集记录、编辑制作、传送播放三个主要过程。19世纪后期，随着感光化学、精密机械和光学技术的发展，电影技术诞生了。电影是由摄影机采集连续影像，把它记录在胶片上，再通过放映机回放给观众。常用的电影摄影机因使用的胶片不同而分为35mm、16mm、8mm 和超8mm 电影摄影机等，拍摄质量以35mm 最好，但16mm及以下的摄影机具有轻便、操作简单、拍摄成本较低的优点，在纪录片和人类学片等影片的拍摄中得到广泛应用。电影的编辑制作是在剪辑台上进行的，电影剪辑是按一定的意图把胶片片段重新拼接成具有逻辑性的连续的完整作品的过程。电影摄影机的发明为影视人类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电影被发明后不是最先用于艺术和娱乐方面，而是用来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环境。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电影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用它记录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学家也开始在田野调查中用它记录调查对象的生活和行为。在国外，人类学影片是电影技术发明后最早出现的片种之一。1898 年，英国学者阿尔弗莱德•科特•哈登在对托雷斯海峡土著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使用了卢米埃尔摄影机拍摄了一批影像资料。法国人类学家简•儒什认为影视人类学“它的开端应是1901 年4 月4 日，因为正是从那一天起，鲍德温•斯宾赛这位因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而著名的学者拍摄了土著居民的袋鼠舞和祭雨仪式的素材片”。[4] 1922 年美国人罗伯特•弗莱厄蒂摄制的影片《北方的纳努克》标志着人类学影片的诞生。这以后，人们拍摄了大量的人类学影片，影视人类学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在我国，从20世纪50 年代后期开始拍摄了一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是我国以人类学研究为目的拍摄的第一批人类学纪录影片。这些影片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拍摄完成的，使用的是35mm 胶片，共21 部，现在底片和拷贝仍保存在民族研究所[5]。 在电视出现之前，电影是唯一的活动影像记录方式。它的影像质量好，其清晰度、层次质感、色彩还原等指标就是科技发展到今天也还没有其他哪种方式能超越。此外，电影胶片的保存时间也很长。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如电影制作的成本很大、拍摄和录音设备笨重、放映和传播不方便等。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视人类学的发展。20 世纪50 年代后期，电子技术发展迅速，一种利用电子技术来记录和传播活动影像的新方法———电视技术出现了。电视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从技术上弥补了电影的不足。电视技术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得到高速发展，它以记录更方便、成本更低廉、传播更广泛的优势成为影视人类学家新的视听记录手段。目前以电视录像带为载体的人类学电视片在人类学影视片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如此。在电视技术中，影像的采集和记录是由摄像机和录像机来完成的。电视片的编辑制作是通过电子编辑设备来进行的。电视编辑与电影剪辑在编辑的技术手段和编辑方式上是不同的，电视编辑使用电子编辑手段，而电影编辑是用机械剪辑手段;电视编辑是线性的或者说是连续的编辑方式，而电影编辑是非线性的编辑方式。但它们在影片剪辑原理上是相似的。电视制品的记录载体是录像磁带，通过录像带的传递或无线电的发射来进行电子影像的传播，最终由电子监视器或电视接收机还原重现影像。电视手段不仅在记录、编辑制作、传播方面具有更方便、快捷灵活以及成本低廉的优点，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传播方式———电视广播，电视拥有比电影多得多的受众，人类学影片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向大众传播人类学信息和普及人类学知识。虽然电视制品在影像质量和保存时限上还比不上电影，但在田野工作的影视人类学家更重视拍摄器材的轻便易用和拍摄成本的降低。在进行人类学教学时，使用录像带显然要比放映影片方便。 在20世纪8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使用电视摄像机拍摄人类学影片。现已拍摄了有关白族、畲族、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的共二三十部(集) 人类学录像片。由于使用了电子设备，拍摄时不需要很多的人，往往一两个人就能完成拍摄任务，并能更深入、更接近、更真实地记录拍摄对象，题材也逐步系列化、专题化。199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开始拍摄的青海省黄南州的藏族六月神会，历经两年时间，拍摄了27 个小时的录像素材。如此大的素材量如果用电影胶片来拍摄要使用胶片(35mm 胶片) 6 万米，价值至少几十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冲洗制作的巨额费用，而我们使用录像带(Betacom 和DV) 的成本仅6 千元左右，不难看出电影与电视在纪录影片拍摄中的成本差异有多大。在人类学影片的摄制过程中，拍摄器材的易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摄影机是否轻便，是否易于操作控制，非专业影视人员是否易于掌握以及需要相关人员的数量多少等等，在这方面电视比电影占有很大的优势。同样，在青海黄南拍摄六月神会时，摄制人员使用两台摄像机拍摄当地人们的交谈，这两台摄像机的操作和录音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一台摄像机(遥控开关机) 固定机位拍摄中全景并全程录音，拍摄人员用另一台捕捉谈话的人，由于没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干扰现场气氛，所以拍摄对象表现得生动自然。如果使用电影拍摄方式，当时在现场的摄制组人员至少需要4 人，在这种情况下拍摄对象很难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自然轻松地交谈。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电影技术不适合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像16mm 和超8mm 影片的拍摄成本就较低，并且摄影机也轻便易用，但电视技术应用于人类学影片的拍摄使影视人类学家又多了一种视听手段，而这种手段在人类学纪录影片的拍摄中比起电影手段确有很大的优越性[6]。 视听技术发展到电视并没有停止，随着微电子、集成电路等技术的逐步完善，世界步入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高新科技改变和扩展了人们的视听方式。实际上数字摄像机、数字录像机、数字编辑特技机、数字录音机和数字电视机的出现就是数字技术在电视领域里的应用，但它们依然属于电视技术的范畴，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介入视听领域则是视听方式的一场革命。在将来，科技发展必将还会产生新的可视性手段，影视人类学的视听方式也会越来越多样化，这将为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故而，掌握和应用以数字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视听技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