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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小说常借助时令节日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周而复始的“四时”观念有助于古代小说循环构架的形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常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在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的“四时”秩序尚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则已达到了哲理化高度。作为独特的文化心理， “四时感”有助于古代小说表达人物情绪的喜怒哀乐乃至命运的悲欢离合。在古代小说的“四时”叙事中，人们更多地利用“春”与“秋”来生发话题。呼应“天时”的“元夕”等几大传统“人时”节日，为古代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时机”，并成为故事赖以展开的人文化时间刻度。每逢佳节，社会整体的狂欢热闹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容易出现错位，从而成就了古代小说的“乐中悲”叙事模式。 关键词：四时； 循环构架； 时令； 节日； 时机； 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在古老的农耕社会，中国人形成了基于“四时”的传统时令节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可见，“四时”是“时”的本原意项之一，即现在所谓的春、夏、秋、冬四季。英国人类学家利奇说过：“其实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在这样做之前是没有时间可以测量的。”[1]“四时”以及“月令”、“节日”等秩序就是中国人根据“天时”观念创造的社会生活间隔，是中国人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的时间分段。中国古代小说常常依据周而复始的“四时”秩序以及人文化浓郁的节日来谋划结构，不仅将无限的时间纳入了有限的循环，而且还使无形的时间有了特定的质感。 一、“四时”秩序与循环叙事构架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循环观念与周而复始的“四时”秩序有着不解之缘。《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也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以春暖、夏热、秋凉、冬寒为主的自然变化，以及适时的有规律地开展着的农事活动，终而复始，一一循环。这种思想观念影响及小说创作，便自然而然地形成“四时”循环叙事构架。 中国古代小说借助“四时”观念来谋划带有循环性的结构，由来已早。如《三国演义》从“桃园三结义”的春天写起，写到“沙场点兵”的秋天以及“大雪弓刀”的冬天。后半部分以写“秋战”“冬战”为主，其大略是，第四十回曹操欲扫平江南，“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第八十一回“雪弟恨先主兴兵”，“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再后来写到第一○四回的“秋风五丈原”，诸葛亮病逝，一直写到第一百十九回的“十二月甲子日”司马炎当权，并引诗感叹“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从而改元为“太始元年”。在跨越百年的时间中，作者特别突出了“四时”轮转及其循环功能。 且不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带有“四时”转换性质，寓含着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循环意义，就是《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也在接受佛教的时间观念去努力消解作为人间经验感受的“四时”观念之外，又念念不忘利用“四时”观念来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过渡性转换，同样使得这些故事隐含着某种世俗化的季节性。对此，浦安迪曾经指出： ……即使是许多异想天开、用“山中无甲子”的观念为表面的时间背景的情节中，《西游记》作者似乎仍注意以季节作为理顺文章的结构原则。简言之，在由色彩、方位及其他构成寓言构架的细节所组成的片段里，作者运用季节的标签和母题来塑造妖魔本身和他们的巢穴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当他设法恰好用春天的意象让猪八戒登场演出如获一幕（老猪是作者用来表示世俗活力和野兽精气的图像），或他把小说的正中点，即第49回渡冰河一节放在严冬时，我们确实感到四季转换的节奏是出于有意的安排。[2] 《西游记》的作者不仅在每一故事的开头程序性地用一段大同小异的关于季节变化的时间语句来过渡，而且还密切结合特定的季节来展开具体故事。这就说明，这部小说是带着较强的“四时”观念来梳理故事的。第六十四回写道：“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这种标志话语是作者叙事操作中有意为之的简易工序。《西游记》如此之类的季节叙述多次出现，使我们充分感受到故事发生的季节性和节候感。小说第十四回写收服孙悟空是“腊月寒天”，意味着“年度总结”；第十九回写黄风岭唐僧有难是“夏景炎天”，容易发生风云突变；第二十三回写“四圣试禅心”则正值金秋时节，意味着“秋收”时期唐僧完结收弟子行动。第五十三回写唐僧师徒路经西梁女国正值“早春天气”，服务于男女之情渲染；第五十六回写“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则将时间置于初夏，便于写出妖魔的疯狂；第五十九回写“三调芭蕉扇”则选择在“三秋霜景”，突出了时节的暑尽寒来。由此可见，一方面不断地声称淡化时间意识，另一方面又别具匠心地利用“四时”观念来推进故事，使故事的安排与季节的转化相适应，体现了“什么时节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节要做什么事”这一匹配原则。这就是《西游记》叙事的时间哲学。 在时间结构上，中国古代小说常常遵循自然的季节时间，以春夏秋冬的季节循环依次展开故事时间，而故事时间的季节化又往往隐含着应然的象征意义。在这方面，《金瓶梅》为充分展现西门家庭的兴衰，巧妙地利用了季节性的时间布局。欣欣子序曰：“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3]关于《金瓶梅》利用四季制造结构循环，浦安迪也曾有过一番论述： 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四季节令，超出了介绍故事背景和按年月顺序叙述事件的范围，可以说已达到了把季节描写看成一种特殊的结构原则的地步。……纵览全书，我们常可以看到随着时令的变换，人间热闹与凄凉的情景之间也发生相应的更迭。我们不难觉察，西门庆家运的盛衰与季节循环中的冷热变化息息相关。[4] 这就是说，《金瓶梅》之所以醉心于用季节构架故事时间，主要是因为“四季”的寒暑关乎西门家庭盛衰以及与之俱来的社会人情冷热。比如，小说第一回写“冬”，先作如下铺垫：“看看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只见四下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瑞雪来。”正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潘金莲借机在家引诱武松。此后，作者顺着自然时间的流逝，按照春夏秋冬的更迭依次写来。其中，给人印象较深的是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纵欲的激情与火热的炎暑相互辉映。到了最后几回，小说的叙事时间节奏加快，仅就第九十回至第一百回而言，时间在四季中转换了数次。先是第九十回写“夏”，用了“又早到六月初八”作提示，此时陈经济迎娶葛家女子。接着写第二年之“春”，用了“一日，三月佳节，春光明媚”作提示，此时发生的重要故事是陈经济逢旧识。随之“春”去“夏”来，有故事可讲的时间是“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这一天陈经济拜访韩爱姐。然后写到“一日，冬月天气”，叙述的主要故事是春梅收买李安。再接着写第三年之“春”来临，“时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腊尽阳回，正月初旬天气”，在这风和日丽的祥和时节，周守备迎娶了春梅。如此一路下来，借助不断轮转的“四时”，《金瓶梅》完成了叙事结构的有机循环。当然，“四时”循环还具体刻印在人的生理机能和生老病死方面，西门庆的人生也大致经历了温热寒冷“四季”。 如果说，《金瓶梅》的“四时”还仅仅处在隐含象征层次的话，那么，《红楼梦》的“四时”布局已经达到了哲理化高度。关于《红楼梦》的四时结构，清二石道人《红楼梦说梦》云： 《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土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笼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失玉，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术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姐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5] 的确，在《红楼梦》的文本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无处不在的“四时”意识。就总体布局而言，这部小说的叙事大致始于“春”，而基本结于“冬”，第一二○回写“那天乍寒下雪”，贾宝玉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拜别，意味着故事到了尽头。在回与回之间，人物对同一季节经常感通。如第七十回写在搬入大观园的第三个春天，三月初一，“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林黛玉想起上半年四月“葬花”之事，“桃红又是一年春”，又是一年桃花落，压抑在黛玉心中的痛苦和哀婉不因春暖减轻，而是情感更深沉脆弱了，写下了饱含哀泪的“桃花行”，写尽了桃林花叶艳丽如霞、凌碧如烟的盛景，却是为反衬自己终将飘零随花的薄脆命运，这是对前面“黛玉葬花”精彩片断的呼应。即使同一回目内部，也可见作者有意安排四时循环的迹象，如第一回就有意从季节角度切入，从“一日，炎夏永昼”的夏季，甄士隐做梦写起；接着写到“一日，早又中秋佳节”的秋季，士隐与贾雨村饮酒；再下来转写“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的冬季，士隐的女儿英莲失踪；最后写“不想这日三月十五”的春季，疯道人唱“好了歌”，士隐随他而去，这是一个小的循环。 总体说来，受到“四时”循环秩序认知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往往以叙事的圆转结构取胜，并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