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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行与五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神合一的五帝系统 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且十分流行。后来，五行说与阴阳、四季、五方、八卦学说和朝代更替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涵盖四时变化、五方对应、色彩相通、生克相连、五德终始、历史循环、天人合一的系统宇宙模式，成为古代阴阳家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识方法与学说体系。 这种哲学范畴的五行学说被春秋战国的学者运用于审视神话，于是出现了和五行相配合的五神及五帝。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语：“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这是比较早的系统地说明五行之神的资料。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句龙(后土)是古代神话中带有鲜明特色的神话人物。对五行之说的界说由一个史官口中说出，使它一开始就走上了神话与历史合一的道路。 神话著作《山海经》“海外四经”有四方神的记载，它们是：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东方句芒。另外，先民又在四方之神中幻想出了一个中心神，他就是后土(或曰句龙)。这些都让我们明显看到了五行说对神话的影响。 至战国时代，随着五行学说理论的构建完成和成熟，作为一种解释宇宙特性、昭示历史循环的大学说，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句龙)等五位小神已不足以支撑这一庞大的结构，于是上古神话传说中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等五位大神就这样应历史文化的需要而登场了，原来的五位小神降格为他们的辅助之神。《吕氏春秋·十二本纪》载：“孟春之月……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吕氏春秋》所记的在华夏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五帝系统并未被秦人所接受，秦人所认可的只有四帝，且对四帝的认可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而秦人并没认颛顼为远祖。后来秦人迁居到西方，他们听说西方属金、主白帝的一套五行学说，便祀白帝少皞，此为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史记·封禅书》中这样写道：“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即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畴，祠白帝。”在秦宣公四年(前672年)时“秦宣公作密畴于渭南，祭青帝”(《史记·封禅书》)。青帝为东方之帝太皞，为东夷之祖。到了战国初年的秦灵公三年(前422年)时“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史记·封禅书》)。如此，雄霸西方的秦人所祭之上帝只有少暤、青帝、黄帝和炎帝四位。秦建国之后，仍延续旧制。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方立祠祭黑帝。至此，白、青、黄、赤、黑五帝齐备。 五帝系统被华夏文化所广泛认可并接受是在汉代。《礼记·月令》采用了《吕氏春秋》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不仅让炎、黄二帝同占一个季节，同时，时间与空间也还是混合的。《淮南子·天文训》则抛开四时之说，而以东、南、中、西、北五方位来名之五帝：东方，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南方，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礼记》为祝融);中央，其帝黄帝，其佐后土;西方，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北方，其帝颛顼，其佐玄冥。而《淮南子·时则训》还以东、南、中、西、北五方划定“五帝”的管辖范围“东极、南极、中极、西极、北极”。这样不仅突破了以四时定五帝的局限，而且还突出了战国以来所形成的黄帝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摆平了五帝之间的关系。 在五行与五方文化背景下所组成的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五帝，是一种横向的五帝，它在时空上每时每刻都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在同一时空背景下，横向五帝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明显的臣属关系;他们的身份既有原始神话中的某些特质，又具有远古始祖的人性特征。这种人神合一的五帝特性将夏、商、周以来近乎虚无的“天帝”具体化了，且范围缩小了很多，与此同时也为另一个五帝系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六、诸子托古改制创造出了历史化的五帝系统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百家争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深远。诸子百家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与思考，构建出各自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尽管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所采用的“托古改制”的方法却是相同的。因为未来社会的不可知性，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过去，以远古和谐的社会秩序来批判当代混乱的时局，以上古的有德帝王来抨击眼下无道之君，以过去健全的制度来否定春秋战国以来崩坏的礼法。 由于所取法的对象不同，诸子分别关注于上古时期的不同时代，他们通过“考古”来确定自己心中圣王所处的时代，甚至不惜“伪造历史”、虚构人物。就这样，一部让后人看来几近真实的上古史便被勾画出来，一批在神话传说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的历史人物被推上了民族文化的圣坛，一些虚构出来的神王也粉墨登场了。于是神话史变成了信史，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成了有据可查的历史人物，一个全部世俗化、历史化的五帝系统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鲁臣展禽在《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鮌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鮌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已进入到后天的五帝序列，但鮌(鲧)、禹、契、冥等也在这个序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系统中看不到他们之间一脉相传的亲缘关系，特别是帝喾和尧完全不属于黄帝、颛顼一脉。 儒家创始人孔子和继承者孟子最推崇的上古人物不是炎帝、黄帝，而是尧、舜、禹，所以在《论语》和《孟子》中，二儒大赞尧、舜、禹并编造出他们禅让的历史，但二儒却没有将他们纳入同一血缘系统，故《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应该是接近神话传说事实的。 “五帝”之名当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战国前期以前，众帝林立，不限于五。《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等典籍也不载五帝之名，所以《墨子·尚贤中》说：“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虽然说到尧、舜，也只是统称之“三代圣王”。直至战国中后期，“五帝”之名方才出现，《战国策·秦策一》：“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荀子·非相》：“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然而，在战国时代，人们虽多称“五帝”，但对于“五帝”的名字却各有出入。《荀子·议兵》说：“是以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以尧、舜、禹、汤为四帝。《战国策·秦策一》在提到“五帝三王五伯”时，如此表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以神农、黄帝、尧、舜、禹为五帝，汤、文王、武王为三王，齐桓公为五霸之代表。从现有材料来看，在战国中后期，“五帝”并不固定。 由于“五帝”只是一个对上古帝王的概括词，不仅成员不能确定，有时也会出现一串并列的古帝王名字，而不限于“五”。如《世本》以燧人氏、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帝尧、舜、鲧、禹为序，去掉前3位，从黄帝开始还有8位。荆门郭店出土的一篇被命名为《唐虞之道》的竹简文献中也出现有“六帝”一词，学者对之多有猜测，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对“五帝”一词没有固定解法的反映。直到战国末期的《五帝德》、《帝系》才作出取舍，最终确立五位古帝的名字：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是一个极具血缘关系的五帝谱系。这一谱系是春秋战国时代对神话传说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与整合的结果，是古代神话历史化的重要里程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