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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明寺村人传统的民俗信仰世界 惠明寺村人的民俗信仰世界是一个极其庞杂的多神信仰系统。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层次：一是祖先崇拜、二是社神崇拜、三是鬼魂崇拜、四是古树崇拜和怪石崇拜、五是疾病观、六是风水吉日观。以上多种民俗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集中反映了雷姓畲民长期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孕育出的特殊民族文化心理，以下择其要者综述之。 （一）祖先崇拜 惠明寺村人的祖先崇拜又分为远祖崇拜和近祖崇拜两种。所谓远祖崇拜是指对本民族英雄始祖盘瓠和本姓始祖雷巨佑的崇拜[13]，而近祖崇拜则是对同宗开基祖先及自己三代以内祖先的崇拜。他们对远祖的崇拜主要体现在丧葬礼俗中的“做功德”超度亡灵仪式中。该仪式集祭祀、音乐、舞蹈为一体，载歌载舞、巫风弥漫，既包含着一系列道教丧葬科仪[14]，也隐含着对远祖盘瓠和雷姓始祖英雄业绩的缅怀，更渗透着对亡故亲人的祭奠。他们通过“做功德”，将远祖崇拜与近祖崇拜融为一体，以盘瓠英雄祖先传说和盘、蓝、雷、钟弟兄故事所维系的族群认同在世代雷姓畲民生活中历久而弥新。 至于近祖崇拜则主要体现在同宗祠堂祭祖和家户香火榜祭祖两种形式。祠堂祭祖又分宗祠祭和村内祭两种。雷姓宗祠位处邻近的包凤村，1949年以前，惠明寺村人每逢农历正月初八必派族长和房长至包凤村雷氏宗祠参加隆重的祭祖仪式。而村内祭即在本村祠堂祭祖，较之包凤宗祠祭次数多、参与面广。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惠明寺村雷姓畲民经过与惠明寺僧长期的友好互动，终于获得一块“横量四丈、直量三丈”的地皮，修建了雷氏祠堂这一祖先崇拜的神圣空间，并配有由轮值户收种管理的祭田，祠堂内除安放着“众炉、神仙、祖师、下座、仙童、战兵”等六个象征着道教法师神坛的香炉以外，还安放着雷姓始祖雷巨佑的牌位、开基祖明玉公牌位，以及各家祖先的牌位 [15]，可见惠明寺村雷氏祠堂既集祖先崇拜与道教崇拜为一体，又集远祖崇拜与近祖崇拜为一炉。每年农历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村内男性家长们在村祠堂内隆重祭祀历代列祖列宗，仪式完毕后进行全村大聚餐。解放初期，该村雷姓祠堂被白蚁蛀掉，加之祭田被废止，村内祠堂祭祖自行消失。祠堂内雷氏祖先的牌位也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基本被付之一炬，连开基祖明玉公的牌位也未能幸免。目前该村仅保留的两块雕花牌位是那时被村民偷偷地抢救出来的。 而惠明寺村人以家户为单位在自家香火榜前对三代以内祖先的祭拜，三百多年来却从未中断过。惠明寺村所谓香火榜较简单，实际上是在屋内中堂（即大厅）阁楼中墙挖一方正的碗橱大小般的内框以安放香炉 [16]，框外边缘用红纸书写对联。对联横额上书写：“本家寅奉长生香火冯翊郡上历代祖先之神位”[17]。左联书写：“日日招财童子”，右联书写：“时时进宝郎君”，香火榜上方有的写上横披大字：“和德堂”[18]。据悉，书写香火榜时，必须坐着写，否则，祖宗只有“站位”而无“坐位”。此外，香炉前摆放一张方桌，以供摆放祭品所用。 惠明寺村雷姓畲民任何一个节日都不会放过对祖宗香炉的祭拜。最隆重的莫过于过年和春节。每年腊月二十五各家各户准时给香炉上香，恭请祖先回家过年。而且从这天开始，直到正月初五为止，各户每天早晚都要到大门外点三支香，象征着早晨接祖宗回来，晚上送祖宗回去。其中，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五，祭拜香炉更为隆重，香炉前祭桌上每天清晨需摆放三杯酒、三杯茶，还要摆放豆腐、年糕、鸡肉、猪肉以及各种干鲜果品等，礼仪极其周到，象征接三代祖先回家过热闹年。正月初五为村民的送年节，大清早在香炉上点香。还要手握三支燃香，将屋内外，尤其是墙角的垃圾扫出来，放到屋外较远的地方，谓之“送年”，象征着将瘟神送掉。送年后，祖宗也回到各自原来的“住处”，只需在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再接回来一起欢度元宵，过年和春节祭祖仪式即告结束。 除过年和春节外，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以及婚嫁生育等都需要给香炉点香[19]，象征着接祖先回来过节或参加家中的喜庆活动，与子孙后代一起享用节日食品，甚至出远门做客也要点香火、供祭品禀告祖先，以保佑自己一路平安。此外，稻谷收割尝新，第一碗新米饭必需敬献祖先。平时杀了猪，或猎到一只较大的野兽，也要准备一块“断生”的熟肉先祭祀祖先，然后家人再烹食。畲民们将亡故祖先称之为“大人”，而活着的人都是“细(小)人”。如果“小人”不顾“大人”而急不可耐地享用，被认为是怠慢祖先的不孝行为，这样的畲民及家庭被认为是没教养，会受到其他村民的谴责和嘲笑。 惠明寺村人还有端午节给村内及亲戚小孩每人送一个红鸡蛋的习俗，红鸡蛋是用一种名为“茜草”植物伴水煮熟的，表皮呈红色，据悉茜草具有凉血、去痰的作用，家长们一般用自编的网兜装上收到的红鸡蛋，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孩子们边玩边吃，相互炫耀谁的红鸡蛋多。有意思的是，村民们给别家小孩送红鸡蛋的同时，也不忘敬献几个给香炉前的祖宗食用。他们解释说：故去的祖宗，就好像活着的老小孩，拿红鸡蛋给他们吃会比较高兴。当问及为何只祭拜三代以内的祖宗，按其主位解释：三代以上祖宗太老太糊涂，不管事，应该退休了，而三代以内的祖宗还有能力保佑子孙后代。也有的认为三代以上应该是转世投胎去了，不会再管这些子孙后代的事了，也就不必要祭拜了。 由以上可见，惠明寺村人在家户香火榜内对祖宗祭拜之虔诚程度超过了其他一切神灵。  惠明寺村“水尾宫” （二）社神崇拜 所谓社神崇拜是指对庇佑村落社区人畜平安和五谷丰登的神灵的崇奉。惠明寺村内村庙名曰“水尾宫”，修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里面供奉主神汤夫人，以及马夫人、陈夫人、五显灵官和土地公等各路配神。相传汤夫人具有引水至旱田的神功，因而被明清时期，由闽入浙拓荒定耕于景宁敕木山区的惠明寺村及周边五个畲族村落（当地民俗语言谓之“六保” [20]）所采借并予以文化再编码，从而成为以惠明寺村为核心的“六保”畲族村落移民社区共同的保护神。汤夫人两旁分别是从畲民福建家乡传播而来的陈夫人（即陈靖姑临水夫人）和景宁本地以孝道闻名的马夫人。三位女神旁边还有五显灵官及其助手千里眼、顺风耳等道教俗神，以及慈祥可亲的土地神 [21]，等等。 据悉，“水尾宫”修建后的第三年，即光绪十八年（1892），惠明寺村人又在村内修建了汤三公地头庙，庙内塑有汤三公及其兄弟的神像。汤三公是汤夫人的父亲，是惠明寺村及周边其他五个“畲村”构成的“六保”畲民，在重塑汤夫人信仰体系中所建构的专司“六保”人畜平安的村落保护神。1958年“水尾宫”被拆除以后，村民们还在村口一片绿树浓荫中，垒了一座简陋的石台，象征着汤三公神位的地头庙。从惠明寺村庙中的神灵谱系结构来看，汤夫人是核心主神，汤三公是汤夫人最大的家族辅助神灵。二者共同担当了惠明寺村的农业生产保护和人畜平安保护职能。雷姓畲民们为增添汤夫人的神力，还将马夫人和陈夫人建构为协助汤夫人的姐妹，将五显灵官建构为辅助汤夫人的将士，将土地神建构为汤夫人的部下，等等。可见，惠明寺村社神崇拜实际上是一个以汤夫人信仰为核心体系的多神崇拜。 惠明寺村汤夫人及汤三公崇拜仪式主要分社区祭拜和家户祭拜两种。其中，社区祭拜仪式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村落先生（文道士，详见后）主持，依照农作物生长节律，举行一年八次的周期性村落社区共同祭拜汤夫人和汤三公等畲族村落保护神的农耕祭祀仪，名曰“做福”，旨在祈求本村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村落人畜平安等。而家户祭拜，则为每年腊月三十和正月初一，以家户为单位的祭拜，旨在祈求家庭平安和人畜兴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病痛祈福等农户零星祭拜。[22]景宁惠明寺村等“六保”畲民对汉族汤夫人信仰的采借与文化再编码，既体现了畲民们在畲汉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开放性和文化适应性，也反映了他们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执着的农耕思维。 在惠明寺村社神崇拜中，最为独特的是雷姓畲民“不信大佛，信小佛”的民俗信仰心态。所谓“大佛”是指位处惠明寺村内，源自唐代的佛教寺院——惠明寺中的释迦牟尼、如来佛、观音菩萨之类的神灵。“小佛”是指村庙中的汤夫人、汤三公等地方性神灵。而惠明寺是惠明寺村庄聚落变迁中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自清代顺治七年（1650）雷氏先祖明玉公开基以来至解放初土地改革时期（1950年），雷姓畲民与惠明寺僧人展开了长达三百年间的友好互动，其中惠明茶就是这种良性互动开出来的一朵奇葩。1932年至1999年惠明寺被拆除重建以前，它一直是村内小学的场地，集体化时代还成为队办企业惠明寺茶场以及大队部办公场所。但是，惠明寺村人始终对明寺院保持着一种礼仪式交往，他们只亲近寺院内的物理空间，与寺院发生世俗性的租佃关系或者互惠性的礼尚往来，却从不亲近其精神空间，对寺内的佛教神灵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是，20世纪初，在地方政府主持下重建的惠明寺焕然一新，并聘请外地主持承包式管理之后，惠明寺村雷姓畲民更沦为惠明寺大门口的陌生人，尽管他们每天都从惠明寺大门口经过，但对惠明寺内的一切漠不关心，很少有人愿意进去瞧一下，看一眼那一个个金碧辉煌、妙相庄严的佛教神灵。相反，他们对汤夫人和汤三公的信仰却虔诚而又执着。 按照雷姓畲民们的主位解释：惠明寺属于国家级别的大庙，大佛保佑的是有钱人和外地人。而汤夫人和汤三公本身出身农民家庭，具有降伏水旱灾害的法力，又懂得种田人的辛苦，所以祭拜汤夫人对村落平安有好处，而拜观音菩萨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也没有什么坏处，意即拜与不拜都一个样。惠明寺村人“不信大佛信小佛”的民俗信仰心态，体现了他们独特的“人观”及其二元对立思维。所谓“人观”（human concept）是指被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文化而在主观上形成的一种对人的基本看法。它涵盖了“个体”、“自我”、“社会”这三个层面，这三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阶序性（hierarchicac）关系。换言之，这三者在每个社会文化中，有不同的结合表现（articulation） [23]。简言之，“人观”就是对自我、他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分类思维，具有认同与区分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惠明寺村人将“自我”定位在“农民”“小人物”身份表达上，自然认同地方村庙中与自身农耕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佛”，进而区分“他者”“大人物”祭拜“国家”“寺院”“大佛”以求财求官的身份表达。这种 “小人物”与“大人物”、“小佛”与“大佛”、“地方”与“国家”等方面的二元对立思考，恰恰体现了惠明寺村雷姓畲民们对山地农耕文化的执着和对农耕命运的某种宿命式表达 [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