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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不仅指经贸关系上的世界一体化，也涉及宗教文化与道德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流动。在这一背景下，移民宗教已经成为凝聚华商华侨的重要纽带。本文聚焦于旅法温州商业移民的跨国基督教网络及其扎根策略，运用人类学民族志个案研究揭示出温州人的网络经济、传统家庭观念与其基督教文化认同之间的社会空间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反思北美移民宗教研究中的“同化”范式，强调宗教与移民的全球化和多向性发展趋势，而非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单向渗透与改造。 关键词： 全球化 移民宗教 民族志 海外华人 法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在海外商贸市场的不断开拓，在欧洲已经悄然兴起了一个以温州商人为主体的跨国海外华商社区。其中尤以旅居法国的温州人最受大众媒体关注。相比有关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研究，针对法国的华人新移民研究数量十分有限,比较深入和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王春光对巴黎温州人群体的研究(王春光、Béja,1999;王春光，2000a，2000b)、赵晔琴对巴黎非法移民(包括温州人和东北新移民)的研究(赵晔琴，2013)，以及李明欢对整个旅法华人群体的社会人口学分析(李明欢，2008)。这些研究深入分析了法国华人的移民方式、生存途径与社会融入问题，集中突显了世俗经济维度的华人全球化进程。 相较之下，学术界对旅欧中国基督徒群体的研究大致处于一个双重忽略状态：关注中国宗教传统的欧洲汉学家们往往不重视海外中国移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基督教这样一个“洋教”;而在欧洲世俗化的大背景之下，专门研究旅欧华人的学者也较不重视宗教现象(Pieke et al., 2004)。本文聚焦于一批在中国本土及法国巴黎建立教会团体的温州商人，关注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如何跨国移入一个世俗化的欧洲社会并深深扎根其中的过程。笔者在2009-2015年的6年间在巴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旅居巴黎的温州籍研究助理萧盈盈博士的帮助下，顺利进入这些移民的教会、家庭和商铺，一共进行了40个半结构化的生活史访谈，每个时长约2小时。这些生动的日常生活故事帮助我们拼凑出一幅连贯的图画，展现出旅居巴黎的温州基督徒的体验、情感与话语。通过讲述和分析他们的故事，笔者发现，一个高度本土化的基督教模式已经从中国国内随移民渐渐移植到了法国巴黎，而传统乡情和乡土性资源在基督宗教、社会空间与商业经济之间的跨国互动中得以表达、强化和重构。本研究还将在理论层面对这一移民宗教现象进行比较性探讨，与华人在美国通过基督教实现由民族聚居走向同化的融合模式(segmented assimilation)不同(Cao, 2005)，欧洲世俗化背景下的温州移民通过叠合基督宗教、原籍社区、传统家庭与商业经济多个层面的网络，合力建构了一个“跨国村落”(transnational village)(Levitt, 2001)。他们一方面借此来抵制完全的文化同化(即法国化)，强化民族宗教的社群委身(communal commitments)，另一方面依靠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在异域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 一、移民经济与跨国宗教空间 (一)流动的商人与对空间的投资 温州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走出国门的一批商人群体，俨然成为了中国在商业经济领域勃兴的一个全球性标志,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的全球弄潮儿”(China’s global go-getters)(Lee, 2007)。温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跨国界的中国海外经贸代理人。正如一句温州当地流行的顺口溜所概括的，“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在开拓市场”。今天温州商人仍然以费孝通先生归纳的“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生产”为特征的“温州模式”(费孝通，1986)不断在全球拓展着中国的商业版图。据温州官方统计，现有230万温州人商行天下。其中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170多万温州人把温州店、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开遍了全中国。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形成了温州人的营销网络，年商品交易额多达6650亿元(郑海华，2012)。另据温州市侨办几年前统计，43万温州华侨中有34万侨居欧洲，而移民到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五国的温州人又占全欧温州华侨的90%以上。在欧洲五国里，温州华侨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和米兰、法国的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德国的法兰克福等几个城市(李中，2010)。而恰恰是这一超越国界、活跃在全球范围内的温州人经济，在物质层面上促成了温州基督教在全球的发展与扩张。 据笔者实地统计，在大巴黎地区约有20家以温州移民为主的华人教会。虽然有不少温州本地的牧师和传道人会被邀请到巴黎的温州移民教会短期讲道和主持教会活动，但几乎没有温州人是出于纯粹的宗教原因而移民到西欧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已经是基督徒，为了实现致富梦而来到法国从事小商品零售和批发贸易。巴黎温州移民社区内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温州郊区的丽岙镇。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从丽岙移居到巴黎的10、11、19和20区，“温州村”逐渐形成。一个温州的传道人把这一跨国人口流动描述为“把温州一个镇搬到了法国”。笔者估计，如今近20万的巴黎温州华人中约有10-20%是基督徒，这与温州本土的基督徒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数温州移民是通过不同途径非法进入法国的(赵晔琴，2006)。宗教信仰对于是否移民的决定以及是否以非法的方式移民几乎没有影响。 任何教会的生存发展都要依靠教产作为经济支撑，温州基督教侨商的奉献更成为了联结跨国宗教坚实的经济纽带。对于温州基督徒来说，“温州教会”的含义超越了温州本土基督教场所，外延扩展至其他国家的移民温州教会空间。在巴黎的许多温州移民基督徒都来自家乡同一个教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巴黎的温州移民教会群体看作是国内温州基督教快速发展的延伸物。本土的基督教领袖在改革时期温州教会的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发展模式上，温州教会与根深蒂固的民间商业文化和地方政府的宽容政策密不可分(Cao, 2011; 曹南来，2013)。温州基督徒的宗教热忱往往与他们的商业企图心交织在一起。正如温州商人对房地产投资充满热情一样，温州基督徒极为强调对宗教空间，即所谓教产的获得。一位温州基督徒企业家刘弟兄曾这样阐述他所谓的基督徒工商业人士的一大使命，即要打造大产业：“像清教徒一样为基督赢得财富，组成一个投资团队在各省市对地产、矿产、教产、国有资产进行整合。”对在巴黎的温州基督徒而言，这种置业的热情也不逊色。可以说，温州信徒在世界各地所建造和拥有的规模宏大的教堂建筑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温州商人信徒强烈的宗教热忱与商业企图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