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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百病与元宵 由于时间上的接近，也由于求子仪式的接近，“走百病”与元宵节开灯习俗也出现了融合。这种混同，在唐代“照耗”习俗形成时期，就已经出现。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云：“张灯之始上元，初唐也，……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永为式。”如前所述，唐代正月十六日为“耗磨日”，灯照是禳除虚耗的主要形式，而唐代又有“上元三夜灯”的习俗，二者时间相连，仪式相似，因而出现了混合。另一方面，因为“灯”与“丁”谐音，所以赏灯求子的文化内涵十分突出。如浙江省的金华、兰溪、衢州、浦江等地，每年正月都有盛大的“迎桥灯”活动，有接灯（丁）、分子息等与祈嗣深切相关的仪式细节的设计与表演。闽粤部分地区谓女子元宵观灯有繁衍子孙的神力，盖“灯”与“丁”谐音，因男称“丁”，女称“口”，更引申为生男的吉兆。故而尚未生育与未生男孩的妇女，元宵节观灯尤为踊跃，而且专看有生子好口彩的灯，如贵子麒麟灯、送子娘娘灯、五子登科灯、观音送子灯。 在北京、河北、山东、福建等地，在元宵节走桥观灯的同时，则有摸门钉以为祈嗣吉兆的民俗。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妇女“走桥”之后，又“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人祥，曰‘摸钉儿’。”又《长安客话》云：“京都元夕，游人火树沿路竞发，而妇女多集玄武门（前门）抹金铺。俚俗以为抹则却病产子。”清窦光鼐、朱筠《日下旧闻考》引《陈检讨集》云：“燕京风俗，元夜妇女竞往前门摸钉为戏，相传谶宜男也。”古城门门钉为九行九列计八十一枚，九为最大阳数；又，门钉形像阳具，俗或以为摸之宜男。《日下旧闻考》引《北京岁华记》云：正月十六日妇女出门走桥，并“手携钱贿门军摸门锁，云即生男。”徐釚《词苑丛谈》卷九：“京师旧俗，妇人多以元宵一夜出游，名‘走桥’。摸正阳门钉，以袚除不祥，亦名‘走百病’。予向欲填一词记之，近见《青城集》中《木兰花令》正咏此也。句颇雅丽，词云：‘元宵昨夜嬉游路，今夕还从桥下去。名香新暖绣罗襦，翠带低垂金线缕。回头姊妹多私语，鱼钥沈沈纤手拄。钗横軃影参差，一片花光无处所。”又录女词人徐灿《燕京元夜词》云：“华灯看罢移香屧，正御陌，游尘绝，素裳粉袂玉为容，人月都无分别。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纎手摩娑怯。三桥宛转凌波蹑，敛翠黛，低回说。年年长向凤城游，曾望蕊珠宫阙。星桥云烂，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钉”与“丁”同音，而“丁”又象征男子，所以妇女特别是未有身孕的妇女必须诚心“摸钉”，以求子嗣，使家业兴旺，有传宗接代之人。妇女们热衷于去正阳门“摸钉”，因正阳门秉“正阳之气”，摸了正阳门的门钉，宜生男丁，消灾祛病。《清稗类钞·迷信类》甚至记载了摸秀才的“宜男”民俗：“科举时代，江苏之常州各属院试，必于江阴。凡赁庑者，一衿既青，门前屋角，必有妇女于暗中牵襟弄裾，名曰摸秀，谓可得佳壻，兆宜男。又或于院试奖赏之日，小家新妇联袂出游，故与新秀才摩肩而过，则曰轧秀。” 摸丁习俗，还有其他变形，如摩狮子、摸乌龟等，与摸门钉同出一意。清同治《保靖志稿辑要》云：“（正月）十三夜，乡间老少妇女入城，在各寺庙观灯，谓之‘走百病’。参府署前狮子系明宣慰司遗制，乡俗每于元霄（宵）各备香烛，群相祷祝，头痛摸头，腹痛摸腹，耳目手足亦然，俗谓之‘摩狮子’，盖祈以治病也。”仔细推究这项民俗活动的原初意义，它最初应该与过桥时摸桥栏一样，源于古代人们对于集团活动生殖力的一种信仰崇拜观念。潘光旦先生曾在为蔼理斯《性心理学》所作的译者注中指出：“性与触觉的关系，方面甚多，……一个女子，要她在日常环境之下，和男子的生殖器官发生触觉的关系，当然有种种的顾忌，但若和它的象征发生接触，就没有顾忌了。不但没有顾忌，并且往往是一件公认为吉利的事；至于吉利何在，就得看当时当地社会的说词了。……徐灿所作的词里有句说，‘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娑怯’，指的就是摸钉这回事。说‘宜男兆’，说 ‘走百病’，都是所谓说词了，要紧的还是那黝摸。换言之，摸钉，其实是在摸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其实是民间巫术思维相似律和接触律的反映。 由于与元宵节俗的合流，各地走百病还出现了狂欢的趋向。前面提到唐代虚耗日有“不事事”和“饮酒”作乐的习俗，已包含狂欢的意味在内。成书于五代时期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囿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光绪《抚宁县志》载“‘上元’张灯，放烟火，戏秋千，妇女走百病，时则有春宴。”上述材料都明确记载走百病和探春宴习俗出现合流。 在“走百病”民俗中，求子群体以妇女为主体，但对于祛病和春宴来说，则可以是男女同欢、老少皆宜了。之所以对女子出游大开绿灯，首先是为了祛病。封建社会里的女性，特别是年轻女子，受妇德的束缚，终年禁锢家中；大户人家的女儿更是深居闺阁，连楼都不得轻易下。元宵节却是例外，能得放飞出门且是夜游，踏街观灯走百病。年轻妇女梳妆打扮后，三五成群，健步行走，其信仰基础是因为相传这一天夜晚鬼穴空，百病都归尘土，所以此夜外出可以避疫，可避百病，否则的话就会终年手臂疼痛、头昏眼花。其次，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欧阳修《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描述元宵夜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情境。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进相遇而一见钟情，《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定情，都反映了这一民俗。有学者指出：“‘走桥’其实不过是个形式，‘盛妆出游’才是正经。”宋代以来，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开始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出现男女不同游的讲究。如正德《江宁县志》载：“箫鼓声闻，灯火迷望，士女以类夜行。”意思是男女分别结伴而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仍是男女俱出。如安徽全椒、山东邹城等地都是这样。还有一些地方“走百病”时则出现了身份阶层的分别。如民国《翼城县志》卷十六载： “（元宵）士女夜游不禁，至十六日亦然。此二日间乡村男女观剧、观灯，恣意游玩。亦多来城，周历街巷，名曰‘走百病’，谓此一走而百病可除也。然亦庶民小户如此，绅士之家则否矣。”士绅之家不参与，其实因为封建礼教认为女子应该足不出户，男女更不应同游。但是，作为一种风俗论述与实践，“走百病”为妇女元夕出游以及男女同游提供了暂时越界的正当性。走百病以日夜接续、城乡交通、男女杂处、官民同乐、以及雅俗并陈的方式，颠覆“礼典”与“法度”所调控定位的日常（ev-erydayness）——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贵贱之别到男女之防。而这种暂时性的越界与乌托邦里的狂欢，可以解释成盛世太平中民间活力的展现，也可以功能性地视为岁时生活的调节，或是积郁力量的抒解，但也可能被判定为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扭曲与破坏。因此尽管历代不乏士人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衡量，尝试祛除、禁绝所有非礼不经的行为。但衡诸历史，尽管民间狂欢的活动内容因时因地而演进分化，但究其基调，显然从未在元宵嘉年华会里褪色消失。 不过，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提升、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狂欢娱乐手段的多样化以及一些偶发事件，晚清民国以来，不少地方的“走百病”的驱鬼度厄和求子生育内涵逐渐弱化，或者隐没于元宵节俗之中，甚至而渐渐消失了。如据张江裁《北平岁时志》载，走桥摸锁的习俗至庚子（公元1900）年正阳门被灾后才完全消失。《津门杂谈》指出：“原来在津卫里一般老根旧底大宅门的妇女们，一向是讲究大门不过，二门不出，规规矩矩的深藏在在家里。就是有时候到亲友家里‘出门’，也是车来轿去，轻易不肯随便的出现在街上。当年一般妇女，尤其是青年的妇女们，受了多年沿传下来的旧礼教所束缚，是处处不能像男子般那样自由行动。所谓正月十六这天，要巧立一个名目，叫做‘走百病’的日子，是一般妇女借题发挥的一个公开解放日子而已。时至今日，民智大开，潮流日趋摩登。一般时髦妇女，无论是千金小姐，或者小家碧玉们日夜可以出入各娱乐场所，或是在马路上游逛。早已是打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旧俗，冲开礼教束缚圈，不像从前那样受拘束了。所以这妇女界一年一度的正月十六‘走百病’日子，在今日津卫里已不像从前那样为一般妇女所重视了，当做一种习俗罢了。” 综上所述，走百病习俗其实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兼具累积沉淀型和合流变形型类型特点的民俗，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