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通过民间信仰考察社区的发展史及其内部规则。如罗一星曾对明清佛山北帝崇拜进行研究，认为官府与商人在北帝崇拜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前者在政治上提高了北帝的地位，而后者则是从经济上提供保证，正是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佛山北帝崇拜“由简陋到繁缛，由亲近至敬畏，由共享到独尊”，成为了珠江三角洲主神崇拜的典型。[13]郑振满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探讨了当地神庙祭典的发展，指出“以祭祀圈为标志的地域组织并不是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14]。陈春声则通过对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对常见分析框架下，祭祀圈概念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樟林神庙系统“乡村庙宇的空间格局及其内部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积淀的结果”，应该更注重对信仰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场景的了解。[15]而华南的另一位学者刘志伟通过对粤东沿海的一个海岛——大洲岛的乡村庙宇、祭祀习惯及村落关系等的实地考察，认为当地“以两座天后宫作为祭祀中心整合起来的十三个村落，以各村的主神庙作为中心的村落，还有围绕着各村中其他小庙形成的邻里角落，构成了不同层级的社区单位系统”，而透过这些正在整合过程中的社区将更有利于了解到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16]钱杭通过对浙江平阳地方神庙薛忠训庙（大夫殿）的研究，认为当地对这一神明的祭祀“形成了固定的祭祀圈，和以四大基础姓为核心的祭祀组织”，“以血缘、地缘关系交叉并存为突出特征的大夫殿祭祀圈的外在形态，以与大夫殿祭祀的责任关系为根据的祭祀组织的生成原则，是使该地区在社会秩序自我调适的方式上表现出同生共存，互相联结诸特征的两个基本前提”。[17]此外，类似的成果有陈春声《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第三，庙会研究成为了当前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一个关注的热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北师大的赵世瑜先生。他先后撰文对华北庙会、江南庙会作了研究。[18]在《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一文中，他认为“庙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并对华北庙会的迷信崇拜功能、文化娱乐功能、商品贸易功能进行了探讨，并将西方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学说应用于庙会研究中。在《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这篇文章中，他通过两者的比较认为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经济功能要强于江南地区，而江南庙会的娱乐功能及与地方宗族的关系则要强于华北庙会。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则通过对传统庙会及娱神活动中狂欢精神的考察，对“中国人把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之说提出了质疑。（注：以上论文还可以参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在庙会领域的数十篇研究论文，可以被看做是作者庙会研究的一个小结。）此外，朱小田也先后著有《吴地庙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两部著作，对江南庙会作了专门的研究。在后一部著作中，他充分利用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解释”主义，通过研究指出，庙会活动是神圣中有凡俗性，凡俗中有神圣性，两者混为一体，因此，庙会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 第四，祭祀圈概念的提出与应用。祭祀圈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的，他认为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民众所居住之区域”，此后，给它下定义的还有台湾学者施振民、许嘉明、林美容等。[19]而在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方面，港台学者则走在了大陆学者的前面，如庄英章先生便运用这一概念对台湾林圯埔地区祭祀圈的形成、发展、消亡及其与地方经济、地域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20] 当然，社会人类学并非是当前民间信仰研究中的惟一理论来源，事实上，在其他一些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同样很大。在国外学者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民间信仰最负盛名的当推杨庆堃（Yang，C. K. ）所著《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该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全面研究传统中国各个阶层的宗教行为的专著，有大量篇幅涉及到民间信仰问题，而且与以前著作“主要从思想和哲学角度探讨中国宗教问题不同”，它开始“将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及其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探讨了宗教与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关系。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 religion）和扩散型宗教（diffusion religion）的概念，这是两个极富创意的概念，是作者通过考察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现象的差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的一种解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被西方众多的中国宗教研究者奉为经典。可惜该书迄今未见中译本，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就国内而言，受社会学影响的著作也有不少。如林国平、彭文宇著有《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从自然崇拜、祖先与祖师崇拜、女神崇拜、道教俗神崇拜、佛教俗神崇拜等方面考察了福建省民间信仰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认为福建民间信仰具有功能性与实用功利性、多神教与融合性、区域性与宗族性等三大特征。程民生也著有《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神祠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及影响作了较全面的研究。侯杰、范丽珠的《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一书则立足于近代，对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发展演变寻根溯源，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阐发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典型特征”。就专题研究而言，李乔著有《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从行业神灵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探讨，并希图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传统社会民众的造神运动。此外，林拓以明清福建民间信仰为例探讨了同一区域社会内部神明关系的分异形态，认为明清福建“沿海地区的神明信仰与内陆地区相比往往具有持久性和更为鲜明的地域性”，而这“深刻地受制于明清时期两个地区不同的地域演变特征”，其中与当地家族组织的特征关系尤为密切。[21]朱海滨则对浙江杭嘉湖宁绍的水乡平原区、温台处三府的闽浙山地区、金衢严三府的盆地丘陵区等三个地区所崇祀的地方神灵进行了研究，认为导致各地方神灵信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状况、交通状况、乡土意识、移民以及巫术文化的繁盛状况。[22] 民俗学是当前影响民间信仰社会史研究的又一学科。目前国内所见做的较好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浙江社科院的顾希佳先生等。他对江南，特别是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作了比较多的研究。[23]在《太湖流域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体系》一文中，他对太湖流域一种称为“神歌”的民间宗教文化进行了调查，认为其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神灵体系，并通过分析认为“这一神灵体系与别地不同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开放性格和强烈世俗化倾向”。而他的另一篇文章《江南民间信仰沿革》又以“神歌”为例探讨了江南民间信仰沿革的轨迹，认为它首先“继承了古代社祭和摊祭的传统”，同时又将两者融合起来，几经流变而形成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它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又“与佛道二教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交融”，但限于各种原因，“它始终只是一种发展得很不充分的，尚处于自然状态的民间宗教文化”，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在《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刍议》一文中，他又“从田野采风入手，分析浙江民间信仰现状，梳理浙江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并在实践上提出了移风易俗的若干对策”。姜彬则“从神歌、仪式歌、宝卷、戏曲、舞蹈、美术、迷信语、灯会、传说故事诸方面”入手，研究了吴越地区的民间信仰，“揭示了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生活、民间文艺之间的内在关系”[24]。另外，对于流传于我国福建、台湾一带的妈祖的民俗学研究也很有特色，早在1990年陈国强、周立云等便已撰文对其进行探讨[25]，如今其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并出版了多部专著，这事实上又与台海两岸交流的频繁不无关系。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完全从传统史学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考察的学者与论文已经较少，仅见的有1990年郭松义对明清时代关羽崇拜的研究[26]以及王日根对明清会馆神灵的研究[27]等。而且即使是这些论文也往往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研究。另外，必须提及的是宗力、刘群主编的《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该书收录神名二百余则，按其起源性质共分十编，“各编有小序、介绍各类神祗的起源和发展状况及其特点”，一般而言，诸神均是“先列素材及前人考证、研究成果，后面附以案语”，很好地体现了编者对民间信仰的理解，同时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民间信仰资料集。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学者相对忽略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一些海外学者却仍然注重于传统史料的开掘，但也同样做出了成绩。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如金井德章、中村裕一、永尾龙造、酒井忠夫、泽田瑞穗、水岛毅、松本浩一、须江隆等，分别对东岳信仰、城隍、文昌神及南宋的赐额问题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这些成果在由福井康顺监修的《道教》（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滨岛敦俊和美国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他们中的前者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江南城隍信仰及李王、刘猛将、金总管等江南土神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与江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关的，并且“当时的江南农村社会并不仅限于江南地区而与更广泛的世界具有联系”[28]。后者则主要研究了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问题，他通过对大量南宋时期碑铭资料及鬼怪故事的读解，向读者“描述了一幅有关国家与民间宗教关系的全景图”[29]。可以说他们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表明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在民间信仰研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责任编辑：admin) |